基于财政预算支出规模的视角，利用辽宁墙14个城市2003—2014年财政预算支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模型，运用环境方程与经济增长方程，对环境质量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财政预算支出与环境保护负向相关，即污染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辽宁省财政预算支出对环境影响的净效应为正，财政预算支出规模每增加1％，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约上升0．33％～0．36％。
改革开放以来，GDP的高速增长保证了财政收人的持续增加。截止到2016年末，我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5．96万亿元，较之改革开放初期3624．1亿元，财政收人规模增长约43倍。“国富”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撑。随着财政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财政政策发挥了巨大功效，各地区经济实现平稳快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然而，经济成效的背后是我国生态环境的H益恶化和资源日渐耗竭。2010年以来，全国爆发大范围雾霾天气的频率越来越快，极端天气的发生为当前经济形态敲响了警钟。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增长过程中过量排放污染物所致。据统计，我国是二氧化硫(以下简称SO。)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世界一半的钢材、水泥及煤炭均在中国消费。2015年，全国SO。、氮氧化物等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分别为1859．12万吨和1851．02万吨，位居世界前列。辽宁省的情况亦是如此，作为国家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点省份之一，截止到2016年，GDP总量达到2．2万亿元，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199．3亿元。但是，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高速发展同样是以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为代价。2016年，辽宁省各城市环境空气中So。、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及细微颗粒年均浓度分别为34／lg·m～、31btg·m_‘、79眵·m-3、46pg·m_3，前两项均符合国家二级标准，后两项则严重超标。
总之，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凸显，而这种矛盾的产生是否与财政预算支出有关系?财政预算支出规模对环境改善有怎样的影响效应?这是本文研究的着力点，基于财政预算支出规模视角，以辽宁省为实证研究对象，探究财政预算支出规模与环境之间的影响效应。
一、理论及文献综述
从理论分析角度出发，财政预算支出通过两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首先，财政预算支出对环境质量产生直接效用。环境资源因其无法排除他人同时消费的特征而具有非排他性，又因其增加其他消费者边际成本为零的特征而具有非竞争性，上述两种特性使环境资源成为公共产品，为了克服公共产品市场失灵，各级政府运用财政手段介入环境资源产品提供领域。另外，环境保护外部性的存在也使各级政府必须承担起弥补市场失灵的责任。在现实生产领域，环境资源公共产品及外部性特征使私人部门对环保行业投资经营的激励过小，政府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利用经济、行政等手段，提供补贴、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入环保行业。同时，运用财政预算环保专项支出治理环境污染，从而对环境质量产生直接作用。其次，财政预算支出对环境质量产生间接效应。凯恩斯主义经典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Y—f+i+g+z—m，该模型中政府支出作为一个重要影响因子决定国民生产总值。然而，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①得知，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从三者的相互关系分析，政府财政预算支出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而间接影响环境质量。、
基于直接效应角度分析，涉及财政预算支出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少数文献认为，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作用。其中，Bernauer8LKoubi[13认为服务型政府职能定位对环境质量产生促进作用，文章在探讨控制政府办事效率及官员贪腐程度等因素后，得出政府财政预算支出规模扩大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的结论。Lopez&Islam[2]则将研究重点从政府财政预算支出规模转向支出结构分析，文章认为偏向于公共服务投入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Hal—kos&PaizanosL33利用全球77个国家从1980—200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财政支出规模对环境质量改善产生显著为正的直接效应。探寻财政预算支出规模如何影响我国的环境质量，则需要从我国经济及政治方向进行分析。中国30多年来经济改革主要沿着分权化方向进行，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分权使地方官员选拔及提升的标准逐步演化成经济绩效指标，尤其以地方GDP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标准。随着财政分税制的确立，收入集权化使地方政府依靠发展经济获取财政资金。在政治激励的目标下各地方政府宁愿牺牲生态环境以确保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从而使地方财政预算支出结构向生产性行业不断偏移，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刘琦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指出财政分权体制显著提高了各种工业污染排放，降低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在长期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将资金投入到与经济增长以获取财政剩余直接相关的领域，财政支出结构严重偏向于生产性行业。虽然中央政府对环境质量的诉求一再重申，但对基层政府而言，以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放缓的诉求目前并没有可实现的路径。以中国整体经济、政治环境为背景，从公共财政投人角度出发，我国环保投入与整体生态环境现实客观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就具体省份而言，辽宁省财政支出规模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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