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牟宗三先生在深切反省中国文化与哲学传统之下,认为要回应当前的时代课题,要建立新的三统以为中国文化与哲学往前发展的重要方向。牟先生的三统是道统、政统与学统。道统是重建中国哲学与儒学之正统地位,牟先生以两层存有论重建和发展先秦和宋明儒学之心性论,建立内圣之学为哲学之原型。政统与学统是新外王之道。牟先生改造传统之内圣直接开出外王的方式,由良知明觉之自我坎陷开出民主政治与科学知识之建构。这是三统并建的开展。本文申论牟先生及当代新儒学诸位先生在反省及重建传统文化所感受到时代课题中何以必要开出新三统之义理。进而反省汉代公羊学之通三统之说,与宋明儒建立之道统之意义,以见出新三统的重要价值。同时亦略陈述对当前若干学者所提的三统之论述,并加以批判的检讨,以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时代使命所在。
关键词:新三统论,公羊学,心性儒学,当代新儒学,牟宗三
一、 引言
“新三统论”是牟宗三先生所提出为第三期新儒学的使命。牟先生于1948年为程兆熊先生在鹅湖书院故址之江西信江农专(后升为信江农学院)特撰《重振鹅湖书院缘起》一文提出自孔孟荀至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学为第二期,而20世纪以来的以继承先秦宋明儒学为职志的儒者为第三期儒学,而应有新的使命。后牟先生只身渡台,于徐复观先生主编之《民主评论》发表题为《儒家学术的发展及其使命》一文,详论第三期儒学的使命。此文固已明确指出当代新儒学的历史使命如何秉承孔子的仁教以吸纳西方之名数之学以建构民主国家,但尚未提出“三统”之说。三统之说第一次见诸文字是在1953年发表之《关于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文。此说同时也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于1959年重新出版时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本文之所以首先如此交代此说提出的经过,是因为牟先生之说实经数年的酝酿而提出来,且与当时一系列的著作,特别是《历史哲学》一书相关。牟先生之说显然是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公羊家所提出的孔子删述《春秋》是为汉立法,是主张“王鲁,新周,故宋,绌夏,《春秋》当新王”之“三统”之说,因而以当前儒学返本开新的主要工作是建立“新三统”。因此,我们需要回顾孔子删述《春秋》之意义和汉代公羊家之诠释,以及宋明儒所建立的“道统”,才真能明确了解牟先生“新三统”的意义和内容。
牟先生在抗日期间完成《逻辑典范》后,在后期开始草拟《认识心之批判》一书时,已深感中国知识界与青年尚未知来日建国之艰难,深为国忧,而社会风气仍受“五四”以来之不了解与反儒家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故有发奋为中国文化返本寻根,畅通文化命脉,以疏解中国文化与外王发展之道,因而有第三期儒学使命的提出。在抗战胜利前一年,牟先生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时,于重庆与唐君毅先生相聚时即深忧来日之大难,据唐先生所记,牟先生表示:
即欲写《历史哲学》一书,以昭明吾华族之文化精神命脉之所在,兼示其发展之理则,以贞定国人共信。
1945年随校回到南京后,牟先生即独力创办《历史与文化》,撰写文章从头疏导中华民族与文化,开始发表数篇研究《春秋》与“公羊学”的论述。这些文章是《历史哲学》一书的研究所衍生的文稿。而《历史哲学》一书则完稿于1952年。翌年即正式提出“新三统”之说。《历史哲学》一书主要申论中华文化中的“正德利用厚生”所展现的综和尽理精神之意义和所形成之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政治发展模式,一方面见出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特色和缺点,另一方面亦由此指点中国文化往前发展的方向与重点。对于西汉公羊家发扬孔子删述《春秋》所说之微言大义,牟先生重点在董仲舒之“复古更化”之议,以见汉儒之发扬儒家和落实儒家义理于政治制度之内,而有进于三代与先秦之处。牟先生对于于公羊家混杂阴阳五行与谶纬学说所立的“三统”及其后的“三世”之说,则视为荒诞,并不多予以着墨。本文以下先对公羊家之论述予以一疏解,再引论牟先生之说,以阐明此中的历史与文化意义。
二、 孔子删述《春秋》之义与公羊家之诠释
汉代公羊学与三统之说所以出现,可说是要为汉朝作一政权合法性的说明。汉高祖出自民间而一统天下,所凭借实是武力,更由开国众臣之合力扶助而使天下日渐安顿,汉初诸帝适时采用黄老之术与人民休养生息,国运日隆而不再有叛乱。但刘氏何以得天命而得享天子之位,仍是一有待说明之事。此在文帝时即有贾谊上书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制度之议,以建立汉朝的新政统。《汉书·贾谊传》记述贾谊之说:
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及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遑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绛侯周勃)、灌(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冯敬之属,尽害之。
贾谊年少英发,通达国体,博古通今,牟先生誉为具有“开国之盛音,创建之灵魂,汉代精神之源泉”,由贾谊辅助汉文帝治理天下所作的建议和订立的“移风易俗”“教养太子”与“尊礼大臣以养廉耻”等国家重大政策,以及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形式来说,此实非过誉。贾谊所提之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反映了公羊家对《春秋》之诠释,而“色上黄,数用五”等,则是依阴阳五行之说而来。由此可见,贾谊已见出汉朝可以长治久安,应成立一新的政统,以上应《春秋》改制之义,下符当时新的政治实情,而加以进一步的改制。由贾谊之说即可见阴阳五行或五德终始之说是汉朝知识分子对汉朝之在传统历史王朝中定位的学理依据。至于“尚黄”之说是以刘氏为黄帝之后,有合法性创立新统。贾谊此说何据,难以考证,但此说不被后之公羊家所认同。文帝也没有采用此一建立新政统和改制之议,而其后贾谊又受诸大臣所排斥,因而此改制之议消沉近四十年。直到汉武帝时才又由董仲舒提出,配合汉武帝之雄才大略,才正式把汉朝之政治体制接上儒家的义理取向。汉武帝之回归儒学自有其个人之教育和当时社会已走上儒学取向所影响,但明确取法《春秋》,以儒术为政治之治理依据,则是公羊家之贡献。这方面最重要的自是董仲舒之“贤良对策”和依《春秋》而提倡的孔子为汉制法和建立“三统”之说以为汉朝改制的依据。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有“文(文王)不在兹乎”之自命,更率领门人周游列国,遑遑栖栖多年,几度遭遇阻厄,但终不能得君行道,晚而归鲁,删述六经。孔子以六经为教,《春秋》自然也是教材之一。孔子自言述而不作,而《春秋》一经乃是删自鲁之同名史书《春秋》而成。由《论语》所见,孔子教学时常结合历史时事时人为说,亦多有褒贬之义。则于讲述《春秋》时自然必有所论述传统政治规章、三王五霸之事与针砭时政之议。而这些论述自然会在门人弟子之间流传。由此而有公羊、穀梁之传承,乃是合理之事。至于具体传承,则只在师弟之间流传,并无明证,且经秦火之祸,更难以确认,但无碍可有《春秋》三传之衍生。而三传之是否孔门义理,或后人之推衍发展,则应以《论语》所记之孔子之义理为准,加以核对为合理。至于在公羊学所掺杂的阴阳五行与谶纬之说,明显是后来不同学理之渗入,此在董仲舒亦在所多有,此种种则不能混为孔门义理,否则反而丧失了孔子于《春秋》所寄之治国大义。
有关孔子删述《春秋》之事,主要都是根据孟子在《孟子》一书中以下所录的几段重要的论述。第一段说出《春秋》之来源和孔子之自述作《春秋》之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第21章)
此说表明《春秋》原是鲁之史书,并非孔子所创作,孔子实只是作了若干删述,但其中也有增删之用词,被公羊家视为是孔子褒贬之微言,形成所谓“微言大义”的诠释传统,以说明孔子对历史之人与事之褒贬所在。公羊家总认为孔子在《春秋》中所作之增删,即是有所创作。如就孔子所寄托的大义,则亦可谓是孔子藉修《春秋》而有道德批判之“作”。此引文中孔子所谓《春秋》之“义”何所指,尚有待进一步的说明。我们可以再借助孟子另一论述以见此“义”之为何义: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第9章)
依孟子之解,记史事之《春秋》乃是“天子之事”,所谓天子之事是治国平天下,而其中包括对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之罪行加以讨伐。孔子对治史者之不畏权势,直书此等严重之违法犯上之乱,非常激赏。孔子不是帝王,自然无法进行真实之刑赏,但把德行或罪行记之于史册而传诸后世,则对当事者之褒贬之重,并不比刀斧加身为轻。因此,孔子在《春秋》中所作之褒贬,实为天子之事。依是,则孔子以平民而行天子之事,自有“僭越”之处,此可谓“罪”也。由孔子之自言为代行天子之事,则孔子于《春秋》所作的并非只是删述而已,实有更深之历史褒贬的意义在内。而且,依《孟子》后文之诠释,以为孔子作《春秋》之贡献不下于大禹之治水,周公之安百姓,则孔子在《春秋》实有寄托其平治天下的理想所在。孟子更以为:“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滕文公下》第9章)孔子作《春秋》乃是由“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使人明乎仁义之王道。此《史记》所以称《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牟先生曾于此加一赞语指出孔子在《论语》主言“仁”,于《春秋》主言“义”,而义根于仁,《春秋》之删述实代表孔子以王政仁义并行之深义。换言之,孔子之作《春秋》乃在于订立新的政治规范,为王者法,使天下后世得以参考以复兴三代之文治。如此,董仲舒与汉人尊孔子为素王,于《春秋》的“微言大义”中制订治天下之大法,而汉朝乃继周朝之统而来,以孔子在《春秋》所立之褒贬之义实为汉制法,亦非无据。
汉代公羊家对《春秋》之诠释和推展,是以孔子修《春秋》是“为汉制法”,依所诠释的“微言大义”来解读《春秋》,开创儒学之政治建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乃是依公羊学之义理,为汉武帝改变汉初以来的“黄老之治”,采取儒家的治国制度,开创出中国以儒家为主导的政治文化,建立兴盛的汉唐盛世。董仲舒之以“王鲁、新周、故宋,《春秋》当新王”之说,正式建立儒学作为外王之治的指导原则,落实于政治体制之中。董仲舒之“三统”之说见下文: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
此引文中所谓《史记》是指鲁史,即孔子据以删述为《春秋》之史书,而所记即是鲁国十二代之历史。董仲舒更诠释孔子之删述实意在一达“王心”,即孔子所昭示之王道仁心,因而有“乱臣贼子惧”,而有待后世之“圣者”即天子以实现此新制的构想。董仲舒更进而指出,这是“王鲁”之义:
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
又曰:
《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后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
在朝代的继承上,董仲舒是以孔子之《春秋》当新王,而继承殷、周两朝,而以周朝为近,故说为“亲周”或“存周”,即直接继承周朝之统治,因之而有所改制,改制的内容则见于《春秋》之“微言大义”之中。而殷朝则存于殷人之后代即“宋”侯,称为“故宋”。而时代更远的夏朝则改尊为五帝之列,故曰“绌夏”,因朝代遥远而不相干。因此,夏之后代的“杞”,则不再称侯,以与殷、周两代有所区别。此乃所谓“三统”或“通三统”之说。
董仲舒之复古更化常被批评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限制了中国思想的多元发展,而提倡改制以迁就汉代已一统的政治现实,不能发扬儒家本有的革命之义,巩固了帝王专制的统治。汉朝的大皇帝自然也不会接受儒家所认可的汤武革命之说法,此在汉景帝即否决了汤武革命之说,公羊家都转向改制的论述。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与“三统”说仍然含有可以取代不德的统治者的意义。此所以董仲舒再传的著名的门人眭孟即以汉王已德衰,刘氏已不再是受命之君,要求汉帝另觅贤人让位,可以见出“三统”之说中,实含有可以经由禅让的和平方式革换不德或无能的统治者之义。虽然当时眭孟被杀头,但此一思想并没有被完全压服,到西汉末乃有禅让之说,提出刘汉自行退位为侯以保宗祠,另立受命之君,改制建立新统。王莽乃藉此而得以篡汉。但此新君受命之说,却由刘秀打败王莽,重建东汉王朝而被视为政治上的忌讳,在中国传统政治上再不能提出。而董仲舒与公羊学也常被指控为有导致臣下背叛窃位的思想。但这正是公羊家之恪守先秦儒学之以天下为公,反对一家一姓之独占,所标示的儒学的本义。但历史之转折,与权臣之谋私,使儒家主张之禅让政治被扭曲为叛逆,成为政治论述上的忌讳,使后之儒者不敢明言,传统政治制度也只停于西汉之规模而不能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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