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转型时期，机场外迁与再开发已是国内许多城市发展的普遍趋势和重大事件，国内许多城市已相继开展机场外迁工作，并进行旧机场再开发实践。机场外迁相关的研究多数聚焦在用地再开发层面，缺乏从城市发展战略层面对机场外迁进行研究。分析了机场外迁带来的调整城市空问结构和提升机场地区建成环境品质的机会，指出了机场外迁引发的单中心城市问题加剧和“产业空心化”问题。通过比较研究，分析借鉴国内外旧机场再开发经验，总结了旧机场的再开发在落实全市战略、规划策略、项目开发模式和长期谋划与研究等方面的经验。结合具体实践，以厦门高崎机场外迁为例，尝试以基于机场外迁的湖里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为例，阐述从宏观战略应变到微观用地再开发的规划思路，为即将开展机场外迁及再开发工作的城市提供借鉴。
关键词：机场外迁，湖里区，战略规划，空间结构调整，再开发
随着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城市得到快速拓展，过去远离市区的机场快速被城市建设包围，并占据着城市核心地段，限制城市建设发展。由于位于市区内，机场周边人口密集，机场噪音常干扰周边居民生活，甚至有些机场因为周边建筑的影响，导致飞行难度巨大。与此同时，空港客货运输需求日益增长，许多城市空港流量已饱和，亟需建设第二条跑道，但周边已无可建设空间。市区机场的存在既影响到城市结构和布局的建设发展，也不利于机场本身的业务操作(徐毅松，等，2005)，更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航空运输需求。转型时期，机场外迁与再开发已是国内许多城市发展的普遍趋势和重大事件，国内许多城市已相继开展机场外迁工作，并进行旧机场再开发实践。然而，当前旧机场再开发的实践案例多，理论研究较少。一些学者从旧机场再开发相关实践案例、旧机场与外围片区如何缝合等角度进行研究，并提出一些经验借鉴与对策(李晓宇，张路，2014；钱芳，等，2015)。机场外迁相关的研究多数聚焦在用地再开发层面，缺乏从城市发展战略层面对机场外迁进行研究。厦门市湖里区正面临着高崎机场外迁的问题，尝试以基于机场外迁的湖里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为例，阐述从宏观战略应变到微观用地再开发的规划思路．为即将开展机场外迁及再开发工作的城市提供借鉴。
1、机场外迁引发的契机与问题
1．1契机
1．1．1调整城市空间结构
从城市发展战略角度看，机场外迁是城市调整全市空间结构的大好时机。机场外迁不仅减少了中心城区压力，而且通过城市外围地区如新机场片区的建设，和旧机场片区的再开发，可助力大城市改变“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推动大城市形成多中心城市空间格局，解决“大城市病”问题。
大城市病”问题。“大城市病”通过单中心的“外溢一回波”效应集中体现在中心城区上，其表象为“城市三高”，即人口密度高、开发强度高和交通密度高。因而在大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中，中心城区的转型十分重要。而机场外迁将推动中心城区转型。通过机场外迁，可释放出大量城市“增量”用地，由此带来的城区转型契机并不能只是简单地概括为机场地区周边品质的提升，而是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第一，调整城区空间，使城区空间结构更加完整和连贯。第二，弥补城区公建配套短板，提升城区整体服务水平。第三，推动城区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人才人驻。
1．1．2提升机场地区建成环境品质
市区内机场周边往往形成与市区形象不相符的城市空间特征，机场周边物流仓储、工厂、批发市场和居住用地混杂交织，城市道路系统被机场分割，周边道路联系不畅，存在许多丁字路和断头路，以至于机场周边地区的建成环境品质较差。而通过机场再开发，可以创造高品质的城市环境，改变用地混杂格局，提升机场地区的城市功能，增加城市开放空间，如公园绿地和广场等空间。同时，通过机场再开发，可“缝合织补”被机场割裂的城市道路系统，改善机场周边地区的交通条件。最终，通过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吸引高端企业入驻，引导人口构成变化，提供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产业发展导向(徐毅松，等，2005)，助力中心城区转型。
1．2机场外迁引发的问题
1．2．1单中心城市问题加剧
机场搬迁后可释放出大量的城市用地，这些用地是城市政府的“存款”，城市政府可通过土地出让与开发快速收回新机场的建设成本。但如果城市政府只是看到了经济效益，简单地将旧机场进行高强度的填充式开发，而未看到机场外迁与再开发对调整城市空间结构的意义，将会使单中心城市问题加剧。因为机场外迁后，航空限高的“紧箍咒”瞬间破除，快速式、大规模、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将对市区的交通、市政等承载产生极大压力，非但不能减轻中心城区的压力，反而加剧“大城市病”症状。
1．2．2机场外迁引起“产业空心化”问题
机场周边容易形成依赖航空运输的产业集聚，而机场外迁极易对这类产业产生巨大影响。例如，高崎机场外迁对湖里区制造业的影响。湖里区几家关键高科技龙头企业生产运营的基础是临近高崎机场。机场外迁后，这些“轻资产”的高科技企业运营“生态链”的关键环节将受到影响，存在外迁趋势。以上高科技制造企业工业产值占据着湖里区二产产值的一半以上，包括戴尔(中国)有限公司、宸鸿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和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一旦外迁，将对湖里区产业结构造成巨大冲击，使得湖里区工业基础发生巨大变化。
2、国内外旧机场再开发案例的借鉴
2．1落实城市发展战略。实现城市与机场的双赢
纵观国内外城市机场外迁与再开发的成功案例，无一不是从城市发展战略角度去考虑，利用机场外迁与再开发，进而承担起调整城市空间结构的部分责任，这些城市都认识到了机场外迁对调整城市空间结构的意义。例如广州白云机场外迁后为广州发展战略中八字方针中的“北优”提供了空间载体；南京大校场机场建设成为商务商业居住区和产业发展区，成为南京的城市副中心(李晓宇，张路，2014)；香港启德机场从香港全市体育设施层面出发，分析发现香港现有的体育设施有限并趋于老化，达不到举办大型体育活动的要求，因此建造一所大型的综合性体育场地刻不容缓(陈孟东，2007)，而启德机场外迁正好可为建设高标准体育场馆提供空间条件。可见，机场外迁和再开发不仅满足了机场的建设需求和消除了飞行安全隐患，而且还可以落实城市发展战略意图，实现了城市建设提质增效与机场发展的双赢局面。
2．2共同的规划策略
多数城市机场再开发层面的规划策略提出需要协调机场与周边的关系，包括功能布局、道路交通、景观视线和生态环境等。例如在交通上，做好旧机场与周边道路的衔接，利用规划的轨道交通线路站点进行TOD开发，通过快速路建设．强化与城市重要片区的联系。在生态环境研究上，香港启德机场周边的启德明渠，由于污染物的堆积，水质恶化十分严重，根据有关测算，海床藏有约100万m3淤泥，相关规划研究提出在跑道开出一道长约600m切口，使得水体循环流动起来，并利用相关生物污水处理技术，从而改善水质。因此，为了便于协调机场用地与周边的关系，国内外许多旧机场再开发的规划范围都超出机场实际范围。
实际范围。强调旧机场景观改造利用和机场建筑的再利用，从而延续航空文化。在建设实践中，一般会将旧机场的跑道和塔楼保留下来，并作为再开发地区的公共开敞空间，如建成带状公园，作为片区开发的绿化景观核心。另外，对于机场的候机厅以及附属建筑，一般会通过功能置换的方式，将候机厅改造成商业或者文化演艺设施等，保护和利用机场相关建筑，并传达该片区过去的历史记忆。
2．3各具特色的项目开发模式
纵观国内外旧机场再开发的案例，其再开发模式可以总结为以社区为主导、商务区为主导和综合开发等三种模式。
一是以上海江湾机场地区的新江湾城开发为代表的社区为主导的开发模式。上海江湾机场位于杨浦区北面，其南侧为上海五角场城市副中心，机场在1994年便已关闭，关闭后周边地区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使得该地区的植被逐渐茂盛，洼地积水成塘，且具有鸟类和动物的足迹。上海杨浦区具有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等知名高校，具有知识创新型城区特征，因此在2000年初，将上海新江湾城的规划定位为以中、高档住宅为主的知识型、生态型大型花园城区，引入上海复旦大学在此建设新校区，保护和利用好具有自然野趣的生态要素，形成大学校区、知识产业片区和居住社区三区联动协调发展的花园型生态社区。纽约奥斯陆机场地区和丹佛泰普尔顿国际机场地区开发模式也属于此类型。
二是以武汉王家墩机场为代表的商务区为主导的开发模式。王家墩机场紧邻城市二环线，处于长江西侧汉口城区的中心地带，周边有汉口火车站、武汉市政府和武汉经济开发区等重要功能要素，武汉市是华中地区的中心城市，通过建设王家墩中央商务区(武汉CBD)，吸引企业总部入驻，强化武汉的中心城市地位，并解决武汉城市中心功能空心化问题，即中心区住宅用地及居住人口数值不断增大(刘奇志，等，2006)。其规划定位为：发挥武汉“聚集”和“辐射”的区域优势，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和个性化特色的现代服务业中心(李晓宇，张路，2014)。可见商务区主导的开发模式需要特别慎重，应从区域服务角度和所处城市区域研判。
三是以香港启德机场、广州白云机场等为代表的综合开发模式。香港启德机场位于香港市区内，九龙半岛南岸，是香港历史最为庞大的再开发项目之一。在规划初期，提出了填海造地的设想，后来为了保护港湾优美岸线而放弃，规划以“绿色、体育、魅力”为主要理念，将其开发为具有休闲娱乐、商业购物、体育和居住等复合功能区，具体包括兴建大型体育场馆、都会公园、邮轮码头及旅游中心等大型项目(李晓宇，张路，2014)。如果说香港启德机场再开发是中心城区的功能复合，那么广州白云机场是城市外围地区的综合开发模式的代表，也可称为城市“新城型”的综合开发模式。
2．4较长时间的精心谋划和前期研究
机场搬迁是一座城市发展的重大事件，城市政府一般都很慎重地进行研究和讨论，并做一系列相关专题研究报告，同时针对机场搬迁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如香港启德机场搬迁前后，香港政府便对机场周边地区的发展进行多次论证会和发布多项研究报告，并在2004年成立共建维港委员会，下设“东南九龙发展计划检讨小组”成为启德地区规划与建设的统筹机构(李晓宇，张路，2014)。再如，武汉王家墩机场的搬迁过程，从1980年代起人大代表提案要求考虑将机场外迁，在1990年代总体规划修编中，正式提出搬迁机场，建设面向华中地区的金融、博览中心的设想，并获国务院批准(刘奇志，等，2006)。随后从1997年至2004年，武汉便开展了一系列机场搬迁工作及用地再开发的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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