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命政治”是２０世纪哲学界讨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再到阿甘本都在讨论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的内涵往往含混不清。福柯重新定义“生命政治”在于强调一种新型权力技术,而在前福柯时代,“生命政治”概念发明者契伦则认为“生命政治”指的是将国家视为一种具有生命力量的有机体。可是发明这个词的契伦的学术身份是一名地缘政治学家,要真正研究“生命政治”一词的肌理内涵,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切入点。
关键词: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生命政治；拉采尔；契伦；豪斯霍弗
生命政治(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至少说明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演进过程中隐约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向:古典政治哲学将国家或者政体作为政治研究的对象,而生命政治则将“生命”作为政治的对象,需要我们深思的是,这里的生命究竟指的是什么?按照国内学界的理解,几乎集中在个体与管理体制,个体与绝对主权者的关系。由此存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两条生命政治解读路径:一条是福柯重启生命政治概念之后,指的是一张悬置主权下的微观权力驯化生命,生命政治从国家暴力转向管制国家(Éｔａｔｄｅｐｏｌｉｃｅ)治理模式。另一条则是阿甘本通过例外状态召唤出全然宰置生命的绝对主权者。
这样的论述至少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既然福柯“号称”重启生命政治,那么前福柯的生命政治是什么?由此进入第二个问题,既然现在的生命政治考察的是个体生命,那么原本的生命政治是否考察的是国家?抑或国家本身是否就是一种生命?莱姆克(ＴｈｏｍａｓＬｅｍｋｅ)指出,“生命政治”一词最早由瑞典政治学家契伦(ＲｕｄｏｌｆＫｊｅｌｌéｎ)创造。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生命政治”的定义是“处理生命问题(希腊文:ｂíｏｓ)的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ａｔｄｅａｌｓｗｉｔｈｌｉｆｅ)”,而不是“用政治处理生命(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ｄｅａｌｓｗｉｔｈｌｉｆｅ)问题”。而契伦本非哲学家,与他的学术身份更贴近的介绍是———瑞典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那么第三个问题便是,地缘政治学与生命政治的关联是什么?面对以上问题,本文以德国地缘政治学派为主线,通过走进前福柯时代,分别考察拉采尔、契伦、豪斯霍弗等人的“生命政治”基本概念,尝试对以上问题予以回应。
一、人类学的起点:国家作为一种“有机生命”
一般而言,拉采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Ｒａｔｚｅｌ１８４４－１９０４)可被视为“德国政治地理学之父”,而非“地缘政治之父”,是因为他自己在作品中从未使用过“地缘政治”一词,但他的《政治地理学》(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１８９７)中对生存空间(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的天才发挥[３],用生物类比的方式研究国家政治,专门讨论空间(Ｒａｕｍ)和位置(Ｌａｇｅ)建立的法(ｎｏｍｏｓ),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魏玛民国著名公法学家施米特(ＣａｒｌＳｃｈｍｉｔｔ)《大地的法》及其诸多国际法思想。依据拉采尔的空间概念的构建,摆脱传统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发展出如今的地缘政治学的系统学科。“拉采尔的国家观,实际就是他的世界观,即有机体的世界观”,将国家作为“有机生命体”研究对象,可谓“生命政治”研究的发微。
１８４４年出生于巴登－符腾堡州卡尔斯鲁厄的拉采尔,从小爱好自然科学,喜欢采集动物植物标本,在卡尔斯鲁厄当地进行六年的中学学习,在此期间学习了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动物学的课程,并从１５岁开始就成为了一名药剂师,２２岁进入海德堡大学,在进化论生物学家海克尔(Ｅｒｎｓｔ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Ｐｈｉｌ-ｉｐｐＡｕｇｕｓｔＨａｅｃｋｅｌ)门下广涉动物学、地质学和比较解剖学,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贫毛类动物解剖学及其生理学的研究》,可见拉采尔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影响很大,大学时的学术训练使得他能够将生物学应用到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当中。
大学毕业后,拉采尔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１８７０年的普法战争,并因为作战勇猛获得铁十字勋章。１８７１年普鲁士胜利统一后,拉采尔的民族自豪感得到极大的提升。他开始从生物学转向地中海附近开展地理研究,并将自己的考察写信寄给《科隆日报》编辑部。一年后,科隆日报许诺留给拉采尔一个旅行调查记者的职位,此后三年拉采尔在南欧、美国、墨西哥、古巴旅行写作,在美国考察纽约、波士顿、费城等城市,仔细研究了美国中西部地区德裔人种的迁徙与繁衍情况。
这一份工作对拉采尔的影响可谓巨大,回国后他辞去自身的报社记者的工作,于１８７５年担任慕尼黑技术工业专科学校的教师,３１岁开始正式踏入学界从事地理教学。入校第二年他根据自己在北美地区的调研出版了第一部人类学著作《北美城市与文化概况》(１８７６),凭此著作从讲师荣升助理教授,４年后,他获得该校的教授头衔。
拉采尔首先是一名人类学家。１８８２年,他出版了在人类学界影响深远的是他的第一部巨著《人类地理学》(第一卷,也有译为《人文地理学》),实际上这本书的第二卷是在９年之后出版,从出版时间上看,拉采尔的《人类的历史》(３卷,１８８５－１８８８,也有译为《民族学》《万民志》)与《人类地理学》(第二卷)出版的时间交叉重叠,这说明《人类的历史》与《人类地理学》之间有极为深刻的写作渊源。
在《人类地理学》第一卷第一章中,拉采尔分了三个课题分别阐述:一是“人类分布论”,研究地球上人类居住的地域和不适于人类定居的地域,记述人类居住地域内人类分布状态,以地图表现人口密度、聚落和道路等。二是“人类迁移论”,动态考察人类的分布。拉采尔认为“在自由的空间,民族恰如液体向四面八方流出,直到遇见障碍为止,在出现障碍的地方,迁移运动分散,或是沿着山谷和森林空隙,或是曾经居住过人的地方,总之是向助力最小的方向前进,当障碍难以逾越,便暂时停止向外迁移”。三是“生理－心理学环境论”,讨论的是“自然对个人以及通过个人对整个民族的体质和精神的影响”。
从文稿出版脉络来看,《人类的历史》承继《人类地理学》第一卷之后出版,如果说《人类地理学》关注的是人类分布静态学,那么,《人类的历史》则致力于“在人类的各种关系中、在人类向社会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研究人类”的科学,主要研究人类迁徙、文化影响,以及人类与自然环境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确切的说,人类地理学的研究指向在于种族之间的交往与迁徙,并由之引发出的政治论题的学科。
《人类的历史》共分五部分,分别冠以“人类学的原则”“美洲－太平洋种族集团”“黑人种族”“南非和中非浅色种族”“旧世界的文明种族”论述,令人吃惊的附带了１１６０个插图。本书第一部分“人类学的原则”中,拉采尔明确人类学研究的任务“在于忠实那些被忽视较低的文明等级,以及从较低等级走向较高文明的过程,人类学不仅是让人类知道自己是什么,而且要让人类知道他是如何成为当下的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人类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拉采尔凭靠殖民传教士积累的文献,主要论述了美洲—澳洲—大洋洲—非洲—亚洲诸种族生活,他从“人类种族的情形、领域以及数量”“自然种族在人类中的位置”“自然,文明兴起与传播”“语言”“宗教”“科学与艺术”“发明与发现”“农业与畜牧业”“服饰”“习俗”“家庭与社会习俗”“国家”等方面论述“人类学的原则”。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拉采尔为何要研究欧洲之外的种族分布与迁徙呢?当普鲁士通过战争兼并了诸多邦国,并形成足以与俄国、奥地利、法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强国相抗衡的大国之时,世界政治版图随着新的大国的崛起而发生不断的变化,故而这部书显然具有极强的政治本性,至此开始触碰“生命政治”的表层:国家作为生命政治的主体,那么国家就应该具有自身的生命性,其生命性巨大的体现便在于世界民族的文化交往与民族迁徙之中,随着民族之间的交往与流动,人类迁徙及其文化的地面分布图开始蔚为大观。１８８６年,他接受了在莱比锡大学的邀请,接任李希霍芬(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ｏｎ)的教职。《人类的历史》出版三年之后,１８９１年《人类地理学》(第二卷)才以“人类的地理分布”为题面世,第二卷进一步论述了人口分布与移民和环境的关系,以及环境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他认为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但同时认为由于有人类因素,环境的控制是有限的,并把位置、空间和界限作为支配人类分布和迁移的三组地理因素,创立了现代的“人类地理学”。
有人将《政治地理学》(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１８９７)视为人类地理学的第二阶段,实际上这一部作品上同样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此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完成统一之后,逐步走向繁荣昌盛,经历过普法战争,并获得战功的拉采尔是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国家坚定支持者。在这部书中,拉采尔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故事”,在拉采尔看来,德意志对殖民地与世界力量的呼唤,不过是自然生物体发展的结果,他用“有机国家”完成其学说体系。概括说来,第一,拉采尔将“有机国家”视为“地球表面分布生命的一种形式”,国家是地球上的一个单纯细胞的生物体。第二,国家是由特定的人群通过一定的语言结合在同一政府组织之下所居住的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国家是属于土地的有机体,国家就是一群人和一群土地的有机体。第三,国家比作人体,边疆是末端器官,生长的地域为其四肢,公路、铁路、水道为其循环系统,国家首都为头脑、心脏和肺腑。国家是一个不断增长的有机体,国家的土地与人口随之增长。第四,有机体是生长的,“国家侵占他国领土是内部生长力的反映,强大的国家为了生存必须要有生长的空间”。“地理的扩张,更加如此的是政治扩张,是运动中物体的所有特性,交替地前进扩张和倒退收缩。这种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国家而征服空间”,这种流动的空间(Ｒａｕｍ－Ｍｏｔｉｖ)就是无任何边界的世界,作为有机体的国家通过“吞并与并吞”将小的有机体纳入自身,直到实现共同精神体发展的终点。
作为殖民地扩张的后来者,拉采尔所强调的“生存空间”为德国第二帝国的政治野心提供了一个完美地自我辩解,国家增长的“有机体”理论符合“德国将其未来看作一个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资本主义国家巨人的观念”。不过,在俾斯麦下台后的第四年(１９０４年),拉采尔在下萨克森州的阿默尔兰县去世。
二、竞争力量:“地缘政治学”与“生命政治”
学界普遍认为是拉采尔的生存空间论激发了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并为德国向欧洲扩张提供理论支持,实际上远非如此直接。无论是从理论而言,还是从政治实践中看,拉采尔至死都未听说过“地缘政治学”这个词,至于将他当做地缘政治学的开山鼻祖,实属后人所为,不过论及“生命政治前身”,将国家作为一个生命体的起点,无论如何也绕不过拉采尔,而“生存空间”如何与地缘政治产生勾连这是拉采尔后学契伦(ＲｕｄｏｌｆＫｊｅｌｌéｎ)的工作。
泰勒(ＰｅｔｅｒＪ.Ｔａｙｌｏｒ)认为,早在１８９９年契伦就发明了“地缘政治学”一词,在１９０１年《科学的政治学》一书中第一次出现地缘政治的字眼,不过没有深入讨论。瑞典学者契伦深入研究国家的本质,他认同拉采尔将国家描述成为有机体———事实上,他的最为重要的作品的标题:《国家为一有机体》(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ａｌｓＬｅｂｅｎｓｆｏｒｍ,１９１６)对拉采尔将国家视为生命政治研究对象的传承昭然若揭,契伦认为“地缘政治是关于国家作为在空间被体现的地理有机体的科学”,并且在《国家为一有机体》中正式将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契伦的用拉采尔的有机体理论发展国家地缘政治学。
１９２０年,契伦第一次引入“生命政治”概念,在他的《政治学科原理》一书中,他写道:
有鉴于内在于生命自身的这种典型的紧张……我倾向于将这一追随生物学之特殊科学的学科命名为生命政治。在社会群体的战争中,我们能很清晰的看到为生存与成长的生命斗争的残酷性。与此同时,我们也能检测到在群体内部为了诸种生存的目的所形成的一种强有力的合作。
由此可见,契伦的生命政治与其地缘政治学说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在他看来国家作为生命体也是存在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种指的是国家具有的“生物性”,他认为“国家不是由法学家生造的、偶然或人为的聚集,而是根植于历史和现实有机孕育而成,是个体的人的基本类型表现———总而言之,是生物学的启示或者某种有机生物存在”。他接受拉采尔的“流动边界论”,将国家行为更多被视为一种竞争力量。国家作为一个由土地组成的有机体,随着国力不断增强,少数强大的国家吞并弱小的国家,并且占有其土地,这是达尔文进化论颠扑不破的永恒规律。
但在契伦看来,拉采尔的国家理论还不够“有机”。契伦在《当代强国》(ＤｉｅＧｒｏßｍäｃｈｔｅｄｅｒ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１９１４)、《世界大战的政治问题》(Ｄ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ｄｅｓＷｅｌｔｋｒｉｅｇｅｓ,１９１６)、《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ａｌｓＬｅｂｅｎｓｆｏｒｍ,１９１７)等作品中,架起了生命政治与地缘政治合拢的一座桥梁。拉采尔没有看到土地之外还需要其他因素参与到国力竞争中来,这些因素包括“土地,政府,人民,文化以及经济”五个部分,“这‘五种力量’,有如一只手的五个手指,在平时和战时共同工作”。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强大国力,关键取决于这五个方面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协调发展。
契伦对拉采尔的理论超越还远非如此,他要从理论打破从人类学走向地缘政治这个路径。契伦认为,眼下我们看到现代国家内具有同质性的民族实际上是一种假象,不过是几个世纪文化交融后的产物,“事实上不存在纯粹的种族,将政治建立在人种学分析的基础上———就是建立在某种幻想的基础上”,人们必须将民族国家的概念从实际政治中区分出来。这就引出了国家“文化性”面相。在他看来,“国家有感情,有社会(和家庭)利益；军队意味着责任。这个军队(政府机构)把它的理性野心与国家的本质要求相对立,建立了永久的机构,也拥有合法捍卫自由的权利,与阶级斗争和社会的胁迫相抗衡。因此,军队是国家‘文化性’的本质”。
对于契伦而言,作为“生命政治”主体的国家要高于个体公民,只有在保全自身繁荣稳定的前提下,个体公民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司法管理等生命政治的基础才能够得以保存,公民要实现个体“生命政治”的延续,首先要服从国家这个“大生命”。要维持这个大的“生命的存续”,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契伦对拉采尔另一个超越在于他将经济上自给自足的问题作为“国家生命”重要考察问题。
契伦认为:“国家是本国公民的家和壁炉。公民们必须在这儿设法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而他们的国家必须为了这个目的而组织起来。然而,有时人民需要的生长超出了国家；那时国家就必须努力以不同的方式、在自己的边界之外满足他们。在这种功能中,在国家对人民物质需要和建立于本国土地之上的经济系统的照顾中,国家起着经济机体或家庭的作用。国家作为家庭的学说被称为经济政策。”
他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基本需要依赖于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就绝不可能完全独立。因为这个国家必须设法获得提供者的青睐,必须要迎合提供者的政治上的要求和想法,以防他们切断必须的物资供应。对他而言,英国遭遇的困境似乎是最为警醒的例子。“即便是在英国辉煌的顶点,它发现自己的手脚像其他大国一样被绑住。它永远不会与美国发生战争:这将是自取灭亡,因为他们工业的主要的原材料市场将被切断,同时也将剥夺他们人口主要供应来源。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案例中学到———这些物资必需品妨碍了经济独立政策。”因此,对于契伦而言,国家经济上的独立与国家地理上的独立具有同等重要性。
契伦进一步指出,要彻底摆脱外部的依赖,就需要通过合理的经济自给自足来解决。籍此,他提出了德国为中心的“中欧(Ｍｉｔｔｅ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空间”,契伦显然明白,面对欧洲各国的竞争,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集团根本无力对抗,唯一出路就在于“拥立”德国成为日耳曼－北欧组织中心,以柏林－巴格达铁路为串联,形成覆盖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广大世界性内陆帝国。
不过“中欧空间”只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在他看来,土地和政治上的联合只是有机联合体的一部分,要实现经济性的空间独立才能够真正实现国家独立。在地缘构建的实践角度来看,德国只有将势力沿着柏林—巴格达线扩大至中欧和东南欧,近东和非洲大部分地区。从这些区域食品和原材料可以满足德国一切需求,而不用再依赖海外的供应品———一个内陆大型经济帝国呼之欲出。契伦的“空间”实际指的是两个:前一个是“柏林－巴格达”铁路经济空间,后一个则是以“德国为中心”覆盖整个的政治空间。
作为地缘政治学学科真正的创始人,契伦在晚年(１９２０年)将生命政治与地缘政治结合,其承接拉采尔衣钵倡导的达尔文主义“国家有机体”论,反映出的是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努力促使分裂的中欧陆地团结为一体,成为一个新兴势力的空间力量,从而能够对抗西班牙－荷兰－英国海上霸权,契伦点破的“古今陆地－海洋”之争的指向,不仅让日后的美国看到了自身亟需作为海洋霸权力量之担当,同时,一战之后,德国全盘接受了英美战后计划,产生出“怪胎魏玛”,也使得“生命政治”走向另一个极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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