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地学会承继戊戌以来士子借助学会干预政治的一面，力倡研究地理裨益 学术政治。武昌军兴，中国地学会的主导者积极参与革命，致使会务暂停。民元中国地学会 运动人脉邀请蔡元培出任总理，并得到其主掌的南京教育部之经费补助，在上海恢复活动。 南北统一后张相文重返北洋任职，中国地学会亦回归津门。其后，为顺应共和带来的参政议 政热潮，中国地学会迁居全国政治中心北京，本专门学理研究现实以建言当道，又借助学会 组织参与政治以遂治世之志。学术与政治的结合，使其在掌握地学界的资源与话语权之外， 在政治及社会领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二次革命后政局剧变，与时政联系过度紧密的 中国地学会被迫蛰伏，回归较为纯粹的学理研究。
关键词： 民初；中国地学会；政治；学术
民初政权更迭，制度变易。乱世出英雄，时局的风起云涌，中西新旧各方势力的大洗牌，为士子 提供了复数的政治选择与机会。新知识社团中国地学会及其同人，密切关注时局的变化，出入政治 与学术之间。后世研究者喜言中国地学会对辛亥革命的参与，甚至有人认其为革命团体。实则中 国地学会及其同人囿于时代的限制及利益的考量，政治观念与行事复杂多变，对革命与民国的认识亦有极大差异。民元后其以学干政，积极参与政治的动机与成效也值得探讨。研究专门社团的政治 活动与影响，难在材料的缺乏与对人事的把握，以中国地学会及其同人留下的文字为基础，广泛搜集 各类材料，结合时势实行了解之同情或可大致还原历史的多重面相。
一、南下办会
1909 年创建的中国地学会，建立早、存在时间长、经营相对稳定，是近代中国具有代表性与典型 性的专门社团。其时，地理学界华洋新旧杂糅，中国地学会及其同人在引入外来学理与体制的同时， 限于时代及自身素养，仍然深受固有观念与行事的影响，承继戊戌以来士子借学会干预政治与发挥 社会影响的一面，力倡研究地理裨益学术政治。清季受制于政府的严格管控，其虽然在学界产生一 定影响，但参与政治的抱负始终难以实现。1911 年 10 月 10 日，革命派借助新知识社团文学社、共进 会等整合力量，发动武昌起义，南方各省及北方的山西群起响应，与清廷形成南北对峙。即便地处京 畿要地的天津，倾向革命的人士亦活动频繁，局势一夕数惊。
主要在天津活动的中国地学会同人，密切关注时局的演变，据素有观念与自身利益的考量，做出 政治选择。其主导者，会长张相文、编辑部长白毓昆、编辑陶懋立皆为同盟会会员，积极响应革命。 白“乃令其妻、子治装南归，而君独留办红十字会”，作为革命的联络机关。1911 年 11 月 1 日，天津 红十字会在《大公报》刊登发起广告：“武汉构兵，伤痍满目，风声所及，一夕数惊。同人悯焉，拟联合 天津各界发起赤十字会，同谋救济之方”。4 日，天津红十字会发起会在中国地学会本部所在地河 北第一蒙养院召开，“公举白雅雨为临时会长，胡伯寅、钟惠生、郑崇瑞、刘善庭、刘子良、曾栋臣、陈泽 浦、仲子凤为临时干事员，继由各员分任筹款事宜”。10 日，天津红十字会在法租界新学书院宫保 堂召开成立大会，却排除白毓昆，公举徐静澜为正会长，孙实甫、金韵梅为副会长，仅由张相文出任庶 务部副长。 白等失去了对天津红十字会的掌控，借助其进行革命活动的企图落空。
在创建公开社团天津红十字会的同时，革命党人又在津门组织秘密党团，共和会、铁血党、光复 会、急进会、北方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党等相继成立。其中在法租界天增里生昌酒店楼 成立的共和会，又称天津共和会、北方共和会，由白毓昆发起并担任会长，20 余名会员大多是其任教 的北洋法政学堂及北洋女子高等学校的学生。共和会成立后积极联络京津民团，又设立弹药制造所，白“携女生数人”，“奔走于北京、张家口之间”运送炸弹，预备起事。
10 月 29 日，驻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兵谏，要求清廷立即召开国会，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 兵变失败后，张绍曾以回天津就医为名开缺，二十镇军心不稳。11 月 24 日，湖北军政府派胡鄂公北 上津门，图谋整合天津的革命力量，在京畿重地起事，动摇北方的根基。白毓昆与其讨论策动第二十 镇军“响应革命事”，并由共和会派于树德、凌樾、张良昆赴滦组织，“复嘱其友张蔚西挟策南下，约 军民由海道北上袭据山海关”。
张相文年谱记此事称，“在津与白雅雨名毓昆等思策应之法，白先赴滦州，参与军事”，张则与陶 懋立“迂道秦皇岛，航海至沪，请求南京政府元帅黄兴，令烟台海军赴援”，里应外合，直捣京津腹 地。1912 年 1 月 2 日，滦州宣布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以王金铭为大都督，白毓昆为参谋长。3 日，兵败雷庄，白毓昆突围至古冶，被俘就义。
张相文、陶懋立抵达上海后，多方设法联络南京临时政府，上书黄兴，请求派兵北伐，事未成滦州 革命已失败，遂留沪。30 日，《申报》报道白毓昆的革命事迹谓，南通州白毓昆为天津法政学堂地理 教员，兼中国地学会编辑部长，“九月间创办红十字会未就，为革命运动益勤，津地有秘密党会一，并 无会名，此次滦州举义，确与该党有关”。报道中的秘密党会即天津共和会，其关于白的事迹，亦基 本属实。
中国地学会及后世一些研究者喜言其对辛亥革命的参与，甚至称其为革命团体。实则中国地学 会毕竟是地理专门社团，职能有限，其主导人物张相文、白毓昆、陶懋立等参与革命，亦非以其为依 托，而是另行创建天津红十字会、天津共和会等公开或秘密组织。至于学会成员或领袖的政治观念 与行事，是否可以完全归于学会颇值得商榷。且中国地学会职员中，总理傅增湘、评议员蔡儒楷等为 北洋中坚，立场自不待言，有留日背景的总干事长吴鼎昌甚至被革命舆论视为“客冬民军起义反对最 力”之人。即使积极参与革命的张相文，政治观念与行事的动机亦值得探讨。其年谱声称，张自言 “政治观念，素主和平”，又因为人民程度较低，主张应按部就班，“逐渐改良国家组织，不宜根本动 摇”，所以素来“佩重康梁等君主立宪派，不赞成激烈革命”。然而宣统帝即位后，“亲贵用事，朝廷 中满汉偏见甚深，使人不得不赞成大破坏而后收拾之主张矣。”还称在北洋并非没有人脉，只是不喜官僚作风，故不与为伍。
考察张相文的行事，与立宪派领袖、乡先生张謇相近，且过从甚密；与革命派的蔡元培、章炳麟等 亦称相得，并加入同盟会；与北洋系的傅增湘、蔡儒楷等交好，又在其大本营天津任职，因此简单地将 游走于各派之间的张归入革命派的做法，难以反映历史的多重面相。1912 年 9 月 9 日，沪上人士在 张园为白毓昆等四位革命烈士举办追悼大会，王伯揆报告其事迹称，白“以中国体育未能发达，特赴 天津组织一体育会实行提倡”，对于中国地学会则只字未提，可知时人对白参与革命与中国地学会 的关系之认识。据此大体可言中国地学会主要成员中，江苏籍的主导者积极参与革命，北洋系的官 员与教育行政人员敌视革命，直隶本地的新式知识分子亦不乏反对革命者。
中国地学会是由张相文发起并主导，个人办会色彩明显的地理专门学会。张自称，“然职员中委 身以任其事者，惟余与雅雨。至于文字撰述，一惟卓如是赖”。革命军兴，三人投身革命，致使中国 地学会会务暂停。
南北对峙之际，张相文、陶懋立滞留南方，一时难以返回津门，遂在上海续办中国地学会。1912 年 2 月 12 日，中国地学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选举职员，公推蔡元培为总裁，选举蔡儒楷、袁希涛、姚明 晖、顾琅、夏青贻、李士伟、英华、张寿春、孙雄、傅运森及梁志庚等 11 人为评议员，张相文为会长、白 月恒为编辑部长以及章鸿钊为总干事长。
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是光复会、同盟会的元老，与张相文为南洋公学师友，又 皆加入中国教育会，往来甚密。两江师范学堂地理教员姚明晖，以编写地理教科书闻名，与张相文并 称“北张南姚”。顾琅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1908 年回国任北洋高等工业学堂教务长，1910 年 在中日本溪煤铁公司任采矿部部长。夏青贻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傅运森与张相文为南洋 公学师范班同学，合作翻译过日书，又曾同在广州任地理教员。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留学归国的章 鸿钊，获得过清朝的洋进士，时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民元前即在《地学杂志》发 文数篇。其余职员大多为天津老人，由于南北相隔，会中办事者皆为在南诸人。
民国肇造，时论谓“自民国成立言论、结社皆得自由，报馆、党会乃纷纷而起。”朝野对专门学会 亦甚有期许，1912 年 2 月 21 日江苏吴县傅镛庭《为社会教育问题致教育总长条陈》极言建立专门学 会是社会教育的必须，宣称“设立学会以促进文明也”，其“研究范围在乎分别科目，各出其长”。故 亟宜设立，并由“教育总长自为会长”，“会中更分股研究或译或著”。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 则称，“历史、地理，实利主义也。其所叙述，得并存各主义。历史之英雄，地理之险要及战绩，军国民主义也”。缘此，中国地学会由张相文、傅运森、陶懋立、章鸿钊等联名呈请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立 案，并拨款补助以维持学会。教育部批示：“该职员等以地学专家，在天津创办地学会，并月刊杂志一 册，以为交通联络之机关，热心殊嘉，尚自应准予立案。惟本部甫经成立，财力未充，止能每月补助洋 二百元”。教育部的补助虽然“仅足以备会中办事人之伙食及杂志印刷费而已”，但对缺少稳定 经济来源的中国地学会来说，却是维系存在的根本。另外，随着会员数量猛增，会费成为一大收入， 加之各种捐款，民初的中国地学会经费较为充足，为会务的拓展奠定了根基。
二、移会北京
南北统一，张相文返回天津任职。其年谱标榜“谋革命者大抵皆已升官发财”，张却“两袖清风， 依然如故也”。实则在南方因与革命新进不甚相得，没有谋得理想位置，“且与直都督有渊源”的 张相文，应好友直隶提学使蔡儒楷的邀请，携陶懋立等北上出任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校长。
中国地学会随张相文回迁，仍设在河北第一蒙养院内。3 月 24 日，其在《大公报》广告：武昌军 兴，全国响应，“九月以后，鄙人因事南行”，编辑部长白毓昆殒身滦州，编辑星散，“自十七期后杂志 遂以停刊”。2 月，中国地学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改选职员，在新政府立案，并得到补助，“此后无论如 何为难，一俟布置稍定，必当继续推广，决不敢废于半途”。宣告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恢复活动，及 《地学杂志》即将复刊。稍后，正式出售民元前已经编辑完成，因革命未及发行的总第十八期《地学 杂志》。
张相文北上后，对江苏政局仍极为关注。如关系苏省全局的南北之争，引发各方角力，江北各团 体致电袁世凯请建行省，袁复电允其派代表赴参议院陈说理由，“以待公决”。4 月 26 日，江北议会 选举张相文、裘步蟾、陈士髦、赵鸣传以及武同举五人为代表赴京请愿。
月 19 日，中国地学会在《大公报》发布《中华民国元年第一期〈地学杂志〉出版》广告：“今者赶 为编印民国元年第一期，即与十八期相续售。费亦挨次结算” ，请本会会员及订购诸君，将通信地 址函告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本会事务所。
为抓住共和带来的发展机遇，中国地学会图谋跳出天津一隅，实现在北京设立总会，各地创建分 会的夙愿，以提高声望扩大影响。6 月底，中国地学会因“筹设中央会所恳予拨用公屋事”，由张相 文、章鸿钊、傅运森等联名上书教育部称，“窃思地学与国家建设，关系绝大”，地学不明则政治、教育、 军事、实业的进行必生窒碍。现今地球各国生存竞争日益激烈，惟有“善因自然，始能运用入妙，否则 危殆弗适。”中国地大物博，此前没有统一的地质、地文调查，“对于进化潮流，学理实行，俱称缺陷”。 吾等不自量力，于民元前三年创办中国地学会，致力于调查全国。新政府成立后得贵部立案，并给予 补助，感激莫名，“所为亟思振作”。
合群调查全国地理，“必须立总会于中央，设支会于各地”，由支会分任调查事项，总会负责集成 汇编。中国地学会今欲开展全国调查，“宜先定总会地点”，综合考量自以中央政府所在地最为适宜。 故而拟移驻京师，“以谋逐渐推广，庶足扩张学业，而补裨实行。”闻国子监南学有闲置房屋，且地方偏 僻，方便研究，用作总会甚为合适。教育部批示：“该会拟于京师地方设立总会”，请拨公屋为总会会 所，事属可行。查国子监南学前改为京师初级师范学堂，本年已停办。留法勤工俭学会申请在此办 预备学校，“借用之屋甚多，当尚有余屋，可以分发”，请与其协商分割，“仍照留法俭学会与京师学务 局声明原案，作为借用可也”。
在谋求移会北京的同时，张相文、章鸿钊、白月恒、史廷飏等代表中国地学会，呈请直隶都督张锡 鸾，请拨款“恳予维持”。张锡鸾批示：中国地学会所送的杂志等书，“具见研究有素，深堪嘉尚”，捐 银洋五百元以资补助。
7 月 27 日，《大公报》刊登中国地学会广告：“今共和国成，人民任重，欲胜斯任，端在求学，学科 握要首推舆地”。舆地学范围甚广，对建设前途影响尤其重大。本会鉴于此，特扩充《地学杂志》，由 年出十册增为十二册，篇幅亦酌量增加。为此以民国元年正月出版的杂志为第一期，接续总第十八 期，“用以贡献海内外诸同志为共和之纪念，博研究之兴味焉”。再者英国增兵片马，设立警察等行政 机构，其图长期占据，“而我国人士于片马所在每多茫然”，为此重印 1911 年本会以云南防团兵备 处地图为底本，“标出经纬度，内容注记详细”的《云南全省舆图》。
该广告标注本会在国子监南学，发行所为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可知中国地学会已准备将会务 移往北京。张相文年谱称，“夏后辞职，至北京专办地学会”。实际上其去职原因甚为复杂。主因 在辛亥革命后女权运动大兴，天津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及女权主义兴起较早的地区之一，北洋女子 高等学校、北洋女子师范学校学生运动不断，进而经有心人的推波助澜，发展为排张运动。8 月 26日，《民立报》报道自吴鼎昌担任北洋女子师范校长以来，“所有校内一切开支浮冒均入己囊，客冬民 军起义反对最力，平昔女生对之恨入骨髓，直人士皆欲去之。”吴知之，乃极力运动在教育部任职的范 源濂、袁希涛，谋得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为掩盖前事，推荐邓毓怡继任北洋女子师范校长，遭到 “直绅全体反对”。张锡銮与蔡儒楷为调和，“及节省经费起见”，令北洋女子师范学校与北洋女子高 等学校合并，以张相文为校长。吴素知张秉性公直，“不易交代”，遂一面指使女学生退学“籍为排张 之计”，一面设法“使张迟来接收”。
《妇女时报》论张相文与吴鼎昌的龌龊称，吴谋得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后，欲援引前清先例兼 任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然而“张相文者在天津办女校久，且与直都督有渊源，于是直都督迳令提 学与以女师范之任。吴闻之殊出意料之外，愤愤不平，乃日思所以倾张者，使人倡言张外省人不宜在 直隶办学。其语令张闻之，意其必辞职者也。张竟未辞，吴无如之何，不得不再出于他策。适会吴张 办理交代，张核其款目甚严，吴心益憾”。不久“有学生反对张相文之事”，迫其去职，但“京津人士无 不知其内容者”。实则张与吴在天津共事已久，关系远非如此简单，张创办中国地学会就邀吴出任 干事部长，此事后吴与学会仍然互有借势之举。
中国地学会与留法勤工俭学会协商，得国子监“南边闲房十多间”，招工人修理房屋，“开支七百 余金”，呈报教育部，并请督学局“准借桌凳若干，以济会所之需”。移会后中国地学会发布公告： “本会宗旨，系在对于全国舆地种种为统一之调查，以奠文明之基础，追逐世界学术之潮流”。今日民 国初立，百度维新，“本会精神亦宜力谋发展”。为调查全国舆地，弊会同人商定移住北京，以国子 监南学作为总会事务所。嗣后投稿及订购杂志诸君，寄信北京国子监南学即可。其时，《地学杂志》 的分销处增加到北京琉璃厂文明书局、奉天鼓楼北文明书局、天津大胡同文明书局、汉口黄陂街文明 书局、广州双门底文明书局、天津河北本会事务所、保定官立中学堂苏少衡、广东南门内师范学堂冯 次香等八处，据此大致可知其传播范围与学会影响所及。
中国地学会为交流学术，扩大在学界及社会的影响，及为参与政治造势，积极寻求与国内外相关 报刊进行交换。移会之初国内有《济南日报》《吉长日报》《上海新世界杂志》《民国报》《海军杂志》 《农林公报》等六种；日本有《地学杂志》《地质学杂志》《人类学杂志》《史学杂志》《历史地理学》《东 亚之研究》等六种。 其后拥有适宜会所，稳定经费来源的中国地学会，会务扩展，会员大增，代表学 术交流范围及学界影响力的交换杂志，新增《湖北教育杂志》《民国经济杂志》《教育杂志》《数学杂 志》《实业杂志》《国风日报》《新纪元星期报》《军学研究社》《大自由报》《亚东新报》《国光新闻》《生 活》《新中华报》等十二种。而为加强会员之间的联系，中国地学会拟刊印会友录，“以供调查而资联络”。
同时，“因势力逐渐扩张，交涉事项日益繁赜”，中国地学会职员会议公推时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 的会员王桐龄出任住东外交员。1912 年底，王桐龄学成归国，推荐东京帝国大学讲师理学士中村久 四郎继任。中国地学会一切照准，并制定住东外交员职责五项：一交换新闻杂志；二卖书订报，凡日 本新刊专门学术书籍，经外交员认为有利益于本会者，“可将书名及内容报告本会要求购买”；三收集 原稿；四招徕会员；五“管理在学界为本会扩张势力”。
中国地学会以调查全国的名义，向教育部申请会所，移会北京。实因感于共和为士子与社团参 政议政提供了良机，为实现其借助学会组织干预政治，扩大社会影响的目的，迁居全国政治中心北 京。对于其时正在谋划进入政界的中国地学会同人，如欲回乡运动选举国会议员的张相文而言，北 京显然较天津更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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