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贺敬之的《放声歌唱》是共和国新生时期的政治抒情诗。诗歌有一套独特的共和国话语模式。这种呈现方式受到国家政治布局的影响，是时代政治的产物。但是，对于诗歌的文学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我们需要跳出当代的审美经验，对诗歌的文学性与政治性以及二者的关系进行再审视。在那个时代，政治与文学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水乳交融，“人民的政治”的美好构想造就了诗歌歇斯底里的文学狂欢。
关键词：《放声歌唱》；文学；政治
《放声歌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诗人——贺敬之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多首政治抒情诗中的一首，在诗中，贺敬之塑造了一个光辉圣洁的共和国，以高昂的热情歌颂了党的雄伟强大，“绣出了祖国土地的壮丽辽阔，绣出了新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英雄形象，绣出了光辉灿烂的未来远景”。
《放声歌唱》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共和国话语模式。“党、祖国、社会主义、旗帜”等关乎党和国家的词语，“解放牌汽车、《毛泽东选集》、炼钢炉、农业合作社”等充满时代色彩的词语反复出现，构成诗歌的主要材料。同时，诗歌的语言浅俗直白，宛如一种宣传口号。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一套独特的共和国话语模式，成功塑造了一个光辉圣洁的共和国形象。
这套独特的话语模式，是时代的产物，与时代的要求，政治的目的密切相关。《放声歌唱》的创作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当时新中国处于建设阶段，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全民的共同努力。为了形成一个全民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图景，在文艺上需要对社会进行引导性的构图，这是出于一种国家政治战略的目的。“五六十年代在文艺思想上强调的是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时代精神的具体化，简单化的内涵。当时人们的生活是高度政治化的，意识也是高度政治化的，那么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以及人们对作品的解读目光，都是政治化了的。”《放声歌唱》对国家的想象是一种关乎集体的想象，是国家意识形态诱导的结果。“热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是最有力量的政治鼓动诗。”在《放声歌唱》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共和国是庄重、恢宏的，是一个尽显国之穆穆、民之殷殷、上下一体的盛世国家。《放声歌唱》有意建构这样一个“国家”，是为了加强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引领着人们为美好的社会主义未来而奋斗。所以，诗歌中对50年代社会主义的歌颂以及对人民的高度赞扬，有着明确的时代的、政治的出发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诗歌带有明显的政治胎记，所以在当代，人们往往认为这一类政治抒情诗缺乏文学价值。80年代以后，随着时代的急剧变化，时代的审美习惯也在不断地被改造着、重塑着，这种态势无疑也会反映到文学中。西方的“意识流”“黑色幽默”“荒诞派”“现代主义”等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披着时髦的外衣走进国门，带给人们巨大的审美惊奇，加上当代“新批评”等文学批评观念的更新、文学的“文学性”的呼喊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我们逐渐对《放声歌唱》这一类政治抒情诗越来越不看好。诗歌平白浅俗的语言、与政治纠葛不清的关系、艺术审美的单一、思想内涵的浅薄都构成我们指责诗歌的理由，这样的诗歌仿佛毫无“诗性”可言。我们主张文学的独立自主，保持文学的尊严，不能一味地成为政治的附庸。这种捍卫文学之独立的精神自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笔者认为，对于诗歌中的政治性以及诗歌中体现出来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我们需要作另一层更加深入的反思。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也许会发现，诗中所体现出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水乳交融，作品正是由于其政治激情而导致了一场文学狂欢，这种狂欢色彩让诗歌具有了独特的艺术价值。
《放声歌唱》创作于1956年，此时新生的共和国诞生不久，新中国的诞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中国的近代史是屈辱的，帝国列强的强行涉足、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本国封建官僚主义对人们的层层剥削，让人们总是处于一种被动性的屈辱地位，在动荡不安的动乱年代，在无休止的战争岁月里，处处充斥着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人们在时代的风雨中深感屈辱与惶恐不安。并且，中国历来的皇权政治让人们潜移默化地养成一种总是处于被动地位的、甘于卑微的“国民性”，中国近代史就是苦难遍布、屈辱卑微的血泪史。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犹如盘古开天地一般将中国的历史翻了一个面儿，千年的皇权政治变成了人民的共和政治，列强退出，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失败，中国真正获得了新生。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新中国的共和政治体制如何，但是，我们应该体会到在那样的时代大潮中，人们由被动变为主动，洗尽屈辱、扬眉吐气的解放意识。《放声唱歌》正是这种洗尽屈辱的民族自豪感和自我解放意识的表达：“我们祖国的万花盛开的大地，光华灿烂的天空！你，在每一天，在每一秒钟，都展现在我的眼前和我的心中。我的心合着马达的轰呼，和青年突击队的脚步声，是这样剧烈地跳动！”；“啊啊！———让我们更响亮地歌唱吧！让我们的歌声飞向今天和明天世界上的一切地方！胜利啊——人民！胜利啊——社会主义！胜利啊——我们伟大的祖国！胜利啊——领导我们前进的党——！”……诗歌处处充满了强烈而炙热的感情，民族长期的苦难给人们造成的压抑心理在诗歌中得到极度的、酣畅淋漓的、歇斯底里的释放，人们从中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快感。人们终于获得新生，共和国必将是美好的，社会主义必将取得胜利。这种情感是个人的，同时又是民族的、集体的，因此具有另一层更为普遍的意义。
这片共和国美好图景，正是通过政治手段——共和政体的确立而实现的。这种政治，也因其站在人民的角度，而引发了全民共鸣。诗歌通过“人民”的政治话语，向我们展现了一片“政治为人民”的美好图景。正是在这一片“人民的政治”的美好图景中，全民都获得一种沉醉式的、社会主义的狂欢。人们摆脱了苦难与饥饿的束缚，由奴隶变成主人，人们的激情、对社会主义的迷狂程度，就像诗歌中处处狂想式的表达一般：“在每一平方公分的空气里，都装满我们的欢乐和爱情。社会主义的美酒啊，浸透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和每一根神经……”；“我的心合着马达的欢呼，和青年突击队的脚步声，是这样剧烈地跳动……螺旋桨和白云环舞着，伴送我和飞机一起飞上高空。”……诗歌中的这种激情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程度，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时代精神景观。即使是政治家们，也许并不像我们今天所构想的那样有着清醒的政治预谋，他们同样无法摆脱时代浪潮的侵蚀，他们亦在那个“人民的共和国”中狂欢着，迷醉着，在他们的意识里，文学为人民、为政治是自然而然的、天经地义的事情，具有着不可怀疑的正当性与正义性，并不存在着某种清醒的主观政治目的的预设。在共和国的集体狂欢中，每个人都像充满激情的“拜伦”，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而“放声高歌”！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诗歌由“人民的政治”而生出的文学的狂欢，这使得诗歌具有了深刻的时代内涵和别具一格的审美特性——诗歌中的那个共和国，与其说是我们现实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如说它是由人们的强烈情感而虚构出来的一个圣洁美好的“乌托邦”；与其说诗歌是现实主义的，不如说诗歌因其高度纯粹的情感与光辉圣洁的共和国形象的构建而具有了几分脱离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的色彩……诗歌的阐释空间，并不是狭隘的。诗歌的通俗浅白的“口号式”语言在这里似乎也能得到宽容，正是因为《放声唱歌》是强烈情感的表达和压抑心理的天然释放，正是因其全民的狂欢特征而显得像一种时代“口号”，理性暂时退场，诗歌变成了情感的流泻之地，因此语言显示出直白浅俗的特征。
最后，笔者还想在文艺的真实性上为诗歌作一点辩解。在当代的审美经验中，人们比较看重文学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否定虚伪的文艺。因此，《放声歌唱》因其政治的干预而显得虚伪。但是，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诗歌中这种酣畅淋漓的激情和狂欢，不但不是虚伪的，还因其全民的、集体的性质而具有了某种普遍真实的意义。
我们从上面的分析中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在时代的浪潮中应运而生，带着明显的时代印记，与政治有着牵扯不清的关系，但是，我们也许应该树立一种新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应该以当代的审美之眼去宣判特定时代下的文学艺术的死刑，也不应该以我们现在所认定的文学性去列出时代文学的一二三等政治的罪状，文学与政治，在那个年代，是水乳交融的关系，也正是时代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学景观，面对时代给文学烙下的胎记，我们应多一份包容与理解。我们也可以以对这首《放声歌唱》的分析为基础，对更多文学作品的批评与分析进行再反思、再审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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