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人情与秦汉之际的政治和社会

时间:2018-10-18 编辑整理:薛小林 来源:早发表网

(摘要)随着周秦之际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的剧变,在传统的宗族血缘之外,还产生了多种新型人际关系,关 系和人情在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在秦汉之际的历史舞台上,时人利用家人、同道、同乡、朋 友、同事、师生等各种关系以实现各自的目标,成为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经常性现象。秦汉之际的人际关系形 态是周秦之变的结果,人情的因素和关系的作用弥散到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本位的人情社会于是形成, 并成为一种长期的历史存在。

(关键词】秦汉之际;关系;人情;政治;社会

在传统中国的农耕文化脉络和乡里社会结构中,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呈现为“固定关系”的 向度,表现出长时效性和低选择性的特征。长时效性是指在乡里、村社构成的熟人环境中,人们相互之 间的交往预期是稳定和长久的,倾向于建立长期持续的关系模式;低选择性是指人际交往一般局限在亲 戚、邻里或同乡的范围,社会流动程度低,个体在交往中的自主选择比较有限。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逐 渐形成关系本位的心理与行为特征,人们重视礼物和人情的交换,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本文试 图对秦汉之际的政治和社会作关系学视角下的考察。之所以选择秦汉之际这一时段,是因为传统社会 中的主要关系,如家人、同道、同乡、朋友、同事、师生等,是在周秦剧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秦汉之际 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开端,其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是周秦之变的结果,是关系本位政治和社会的开 始,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

在古典的宗法封建社会,贵族政治按照礼制原则有序运作,身份和阶级的差别无法逾越。无论是贵 族、国人还是被统治的野人,都以族作为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每个人都被血族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牢牢 约束。在周秦之变中,族逐渐消解,核心家庭和个人随之凸显,在氏族秩序崩溃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 社会结合关系。家人父子关系建立在核心家庭而非氏族的基础上;同道、朋友、同事关系则是在个人 从族的共同体脱离出来之后,以个人的志向、职业和交往为基础形成的;同乡关系的形成,与邑制国家转 向郡县乡里的地方行政体制密切相关;师生关系则是在教育从贵族官学向民间私学转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传统国家社会中,“关系”具有强大的功能和力量,一个人能够运作的关系越多就越可能达成目 标,故而人们倾向于寻求关系的建立、巩固与增进,以获取力量和安全。但是关系并非纯粹理性化的工 具,还具有非理性的“人情”因素。人际交往以人情交换的方式持续不断地进行,即如杨美惠所言:“关 系学确实具有很强的获取物质利益的得与失的考虑,手段与目的的考虑,但这些考虑只能通过不同的感 情、义务和适当的社会纽带来实现。关系学与义气、感情、人情等话语和实践的交叉使它与非人的金钱/ 贿赂区别开来”。关系本位的社会又被称为人情社会,人情是关系的表达和表现形式。所以说,关系 同时内蕴着工具因素和情感因素,两者经常混淆不清,甚至是融为一体。

黄光国指出:“人情强调在差序性结构的社会关系内,维持人际和谐及社会秩序的重要性”;黄先生 的另一个提法也非常重要,即人情是“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在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人们利用 人情进行关系的联合或分化,进而实现资源和权力的重新配置,以达到某种目的,这是历史上经常上演 的剧目。关于关系和人情问题,费孝通、杨联隍、杨国枢、黄光国、翟学伟、阎云翔、杨美惠等学者从田 野调查到理论分析,均作过精彩而深刻的论述,但是上述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学、人 类学领域,本文试图将人情关系和人际交往的研究引入到历史学领域。乔健在考察了中国社会中的关 系之后感叹道:“‘关系’的作用已渗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生活领域中去了”。乔健的感叹不仅 对近现代中国有效,古代中国更是如此。经过春秋战国的过渡与转型,封建贵族社会瓦解,建立在家与 国家基础上新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在秦汉之际得到确立,也正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各种新式人际关 系逐渐形成。以秦汉之际的历史为样本,从关系学的视角进行解读,或许有助于探究传统政治和社会的 特征,并凸显某些以往被忽视的历史面相。

一、权争中的“关系”

传统社会中的关系一般包括家庭和亲属关系、邻里和同乡关系、师生和同学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 系、同道关系等。各种关系类型的边界并不是绝对的,更不是相互排斥的,往往呈现为复合形态。我们 从关系和人情的视角考察秦汉之际的历史,可以发现,关系和人情在权力争夺、社会运作中具有不可忽 视的作用,特别当牵涉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时,甚至能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诸吕之变”对汉初政局的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次事变中,父子关系和朋友关系发挥了微 妙且关键的作用。当时,吕禄、吕产掌握着军政大权,军功大臣们最终能够取得胜利,主要原因在于吕禄 对军权的主动放弃,而在吕禄放弃军权的过程中,郦寄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氏族解体的大背景下,秦汉 之际,个人的存在开始凸显,基于志趣和性格的相投以及彼此的好感,个人间的友谊关系得到发展,例如 曹参微时与萧何相善,钟离昧素与韩信相善,曹丘生与窦长君相善,袁盎与窦婴相善。对“诸吕之变”发生重要影响的关系是“寄与吕禄善”,他们同是开国功臣的第二代,年龄相仿,具有相投的志趣爱好,时 常共同出游取乐。周锡瑞在研究晚清叶氏家族时提到叶伯英离家到南京参加科举,“在南京,他也是与 书院的同龄人聚集在一起,斗酒赋诗,讲论文艺。对年轻的伯英来说,去问业或去参加考试是类似于逃 离大家庭生活的一种方式,一个与同龄人共处的机会,以放松自己、愉悦身心,谈论彼此共同关注的个人 前途和诗文”。吕禄与郦寄的私人友谊与此有相似之处,两人可以在与朋友的相处之中缓解大家族生 活中的压力,放松自己并愉悦身心。

朋友之间具有高度的信任和理解,特别是在事态复杂、情势难以判明的关键时刻,朋友的意见往往 被充分重视。周勃、陈平等绑架了郦寄之父郦商,胁迫他利用朋友关系去诱骗吕禄放弃权力,郦寄此时 陷入“关系困境”,在朋友关系与父子关系之间不得不作出不可兼得的选择。在人伦差序格局中,父子 关系的重要程度毫无疑问要高于朋友关系,正因如此,军功大臣们才通过绑架郦商以令郦寄就范。于是 郦寄“绐说”吕禄日:“足下何不归将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 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信任郦寄,虽然“计犹豫未有所决”,但放松了警 惕,在形势如此严峻的时刻竟然还常与郦寄一起外出游猎。后来军功集团的真实图谋暴露,吕氏欲行反 扑,周勃矫节进入北军,却没有完全控制兵权。“太尉复令郦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日:‘帝使太尉守北 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为郦兄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 在双方剑拔弩张的关头,吕禄“以为郦兄不欺己”,主动将兵权交给了周勃。当时南北军“皆吕氏之 人”,如果没有吕禄对兵权的主动放弃,最终结局实难逆料。郦寄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不可谓不 关键,亲密的友谊关系使他在关键时刻甚得吕禄信任;郦寄之所以背叛吕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亲被 绑架而受制于父子关系。

郦寄后来承袭父爵而为曲周侯,但这次事件之后,“天下称郦况卖友”,郦寄出卖吕禄成为民间普 遍议论的话题。虽然郦寄有父亲被绑架的苦衷,虽然诛灭诸吕在汉代官方的叙述中具有正当性,但他仍 然难逃民间舆论的指责。舆论是民意的集中体现,民间普遍认同朋友之间应该相互信任、忠诚,这其实 反映了民众对友谊关系的珍视和认可,以及对卖友行为的普遍反对。然而,如果郦寄选择忠于朋友而造 成父亲丧命,他可能会遭受更广泛更严厉的批评,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家人父子关系最重。父子关系曾经 在刘邦与萧何之间猜忌与应对的权力游戏中被运用——楚汉之争时,萧何镇守关中,颇具威望,刘邦不 免猜忌,常遣使者慰问,鲍生遂劝说萧何日:“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 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萧何从其计,刘邦大悦。在这场权力游戏中,鲍生之 所以出此建议、萧何之所以欣然采纳、刘邦之所以“大悦”,乃是因为当事者都对家人父子关系的重要性 有一致认同。

在诛除诸吕的行动中,周勃和陈平是军功大臣们的领袖。周勃是沛县元从,陈平则是从项羽阵营中 转投而来,当陈平任典护军监督诸将之后,周勃等人心生不满,以致于向刘邦进陈平的谗言,两人关系一 度紧张。吕后时期,陈平为相,周勃为太尉,面对诸吕势力的迅速膨胀,陈平深以为忧。陆贾是长安权贵 圈左右逢源的人物,他建议陈平“交欢太尉,深相结”,与周勃搞好关系。在他看来,“将相和,则士豫附。 士豫附,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陈平认识到与周勃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于是准备了丰盛的筵席宴请周勃,并以五百金为周勃祝寿。关系的建立和改善一般是通过礼物 或人情的“施”与“受”完成的,陈平首先主动以筵席和五百金“施”周勃,表达了改善关系的意愿,周勃 “受”了陈平的人情,同样以筵席回请,以礼物回报。在礼物和人情的交换、宴饮的交欢中,彼此关系得 到改善和增进。虽然两人结合的背后有共同的政治利益,但私人关系的亲密却是两人紧密合作的基本 前提。

人际之间的私人关系有的时候能够救命,有的时候也能够要命。早在孝文帝时期,袁盎与晁错交 恶,关系极为不睦,“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景帝即位,晁 错为御史大夫,权倾一时,因为袁盎在出任吴王相期间得到吴王厚遇,晁错遂指使人弹劾袁盎受吴王财 物,袁盎因此失官。吴楚之乱爆发后,晁错将袁盎与反叛牵连起来,欲置之死地。可以说袁盎当时的处 境非常危险,要想逃过此劫,只有面见皇帝陈明实情这一条路,但他此时只是庶人,无法面见皇帝。交恶 的关系使得袁盎身陷绝境,但另一份“相善”的关系又使袁盎绝处逢生——他同窦婴“素相与善”,私 人关系向来亲密,窦婴乃窦氏外戚,恩宠正浓,有皇宫门籍,能随时见到皇帝。袁盎于是连夜找到窦婴, 通过窦婴见到景帝,陈明了实情,得到景帝的谅解,并被任命为太常。袁盎乘机“具言吴所以反状,以错 故,独急斩错以谢吴,吴兵乃可罢”。后来景帝听从袁盎的建议斩了晁错,不过并没有换来吴楚的退 兵。袁盎的建议可能含有对晁错的报复成分。如果没有袁盎与窦婴的这种关系,晁错的命运以及景帝 一朝的政治,很可能是另一番局面。

陈涉反秦失败,也与“关系”有一定关系。戍卒们在灭秦的共同意志下构成同志或同道关系,接着 “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构成同道关系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但是同道关系在越来越复杂的 利益诉求下愈益脆弱。陵人秦嘉、锤人董碟、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是东海郡各地起义反 秦武装的将领,都归属到陈涉麾下。当他们围攻东海郡时,陈涉遣武平君到东海监军,秦嘉等人不满,杀 武平君以叛。陈涉派往赵国徇地的武臣在张耳、陈馀的劝说下自立,武臣派往燕地的韩广亦效法自立。 齐国田儋等一直不肯与楚并力。吕思勉论述日:“陈王所以败者,诸侯各自为,莫肯尽力。赵叛楚,燕又 叛赵,齐至陈王死时,犹不肯与楚并力,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其交未亲,又非素有君臣之分”,发纵 指示,不易贯彻,难以有功”。吕先生充分注意到导致陈涉失败的“关系”因素:他与各地起义将领之 间,“其交未亲,又非素有君臣之分”,缺乏坚固的关系基础,所以发令指示经常得不到贯彻。正因如此, 陈涉才会不断地向各地派出监军,才会信任朱防、胡武等主司群臣之过的严酷之人,他想以此方式来弥 补自身权威不足、与各支起义队伍之间关系不亲的缺陷,但最后却适得其反,引发了内部的叛乱和分裂。

二、基层社会中的“关系”与“人情"

“关系”的影响无处不在,交善的关系能够提供帮助,而交恶的关系可能会带来伤害,所以我们的先 人一般都注意拉关系、攀关系、送人情、给面子,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不会主动去得罪、交恶他人。特 别是在乡里、村社基层聚落中过着同饮食共祭祀、灾祸相恤忧戚与共生活的传统中国人,更加注重邻里 和乡党关系的亲密与和谐。

里是汉代的基层社区,同里之人在日常的生活中形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刘邦与卢绾两家的关系 就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 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同里的两家父辈“相爱”,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关系,当两家同一天产子时,“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同里之人是日 常生活和人际交往的基本圈子,在节日、祭祀或婚嫁、产子的时候,同里之其他人家都会相互做人情以加 强关系。刘家和卢家同日诞下儿子,同里之人持“礼物”前往恭贺,主家亦要举办筵席招待里人。里中 其他人家有类似事情的时候,刘家和卢家也会带着礼物去回人情。里中之人在共同宴饮、交流、谈笑、作 乐中,关系得到维系和加强。

汉代同乡可以指同里,也可以指同县、同郡,到后汉时甚至可以指同州,但在汉初之时,战国区域观 念依然得到认同。比如齐人娄敬,以一介戍卒求见刘邦时,是通过齐人同乡虞将军引荐的。史书没有交 代娄敬与虞将军是否还有别的特殊关系,一般而言,以娄敬的身份能直接请托虞将军似不合情理,大概 当时在洛阳有一个齐人的关系网络,娄敬应该是通过这个网络一步步找到虞将军,然后才得见刘邦的。 曹丘生本见拒于季布,后来他找到机会游说季布日:“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 顾不重邪?何足下距仆之深也!”用同是楚人的地缘情谊和扬名天下的承诺,一举改变了季布对自己 的态度,“为上客”。汉初的地域观念可能更多地受到战国地域观念的影响,同乡认同主要是行政区划 上的州郡县乡。乡里也是文化认同的对象和情感归属的对象。刘邦在平定黥布后顺道回到故乡,“悉 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酒酣而击筑起舞,歌《大风》,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刘邦征黥布前已经身患重 病,此时又负有箭伤,自知时日无多,联想到自己开创的基业还不稳固,“安得猛士兮守故乡”,情感的 闸门在故乡顿时彻底打开了。家乡是刘邦重要的情感归属,所以他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 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任侠关系是汉代民间十分盛行的一种关系,基层社会中形成了大小不一的任侠集团,秦汉之际的各 种反秦势力,大都与同任侠结合的民间力量有关。在任侠关系中,利害得失固然很重要,但是重然诺、 重情谊、重义气、扶危救困的情感性因素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剧孟是汉初有名的大侠,袁盎曾评价 他说:“夫一旦有急叩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存亡为辞,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耳”。重然诺是任侠最 核心的品格特质,剧孟对于履行自己的承诺不会寻找任何借口,既已承诺必然践行,这种精神得到社会 的极大认可和尊重。

在任侠的世界,父母家人不会成为他们践行然诺的借口,在不可两全时,对同道的信义关系要重于 对父母的孝养,这在传统社会是极为特殊的,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侠士都能做到的。从袁盎的话中我们知 道,只有像剧孟、季心等少数侠士才堪为楷模。季心是季布的弟弟,两人均以任侠闻名当世,楚地对季布 有一句谚语日:“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人们之所以看重“季布一诺”,不 仅因为他信守承诺,更因为他有能力做到承诺之事。任侠一般都不是单个性的存在,任侠精神是一种关 系纽带,结合着相似的一群人,他们构成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网络越庞大越复杂,其能量就越大。剧孟 母亲下葬时,送葬车竟多达千余乘。正如前文所说,婚丧嫁娶是重要的加强关系的人际交往场合,参加 剧孟母亲的葬礼,给剧孟做人情、抬面子的人很多,汉代能乘马车的人非富即贵,可见剧孟所结交的或愿 意结交剧孟的都是能量很大的人物。这些人构成一张庞大而强大的关系网络,无怪乎周亚夫在洛阳见 到剧孟时,非常欣喜剧孟没有被吴楚争取过去。季布自然也拥有一张可以依凭的关系网络,加之他对然 诺的生死信守,“季布一诺”才会被人们广泛传颂。

三、日常政治运作中的“关系"

在郡县乡里等地方基层政权机构工作的吏员,都被要求恪尽职守、遵守法律和维护国家利益。睡虎 地秦简《语书》要求吏员“佐上”,有“公端之心”,尽可能削弱私人关系对理性行政可能造成的侵蚀。但 传统中国是人情社会,私人关系、人情关系必然会时时刻刻从各个方面影响行政体系的运作,“公”与 “私”的界限难以截然分清,私人关系在官僚体制中的存在甚至一度得到统治阶级上层的认可,例如东 汉时期,故吏对旧君的义务和责任便得到了朝廷的认可,私人关系深深渗入到官僚体系之中。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淮阳守行县掾新鄞狱”记载了一件汉初长官与属吏矛盾的案例:新邦大旱, 县廷需要征调人力备办求雨事宜。当时县令信不在署,由狱史武负责。狱史武在征发劳力时,强行征调 了县令信的舍人。县令信回来后听说了此事,对武严加斥责,“武距不跪,其应对又不善”。后来武企图 向上级告发信,信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派遣刺客将武刺杀。李迎春据此案例判断,在汉初县令与属吏 之间“仅是一种法律规定的上下级关系,县令没有绝对的任免属吏之权,属吏对其也没有私恩”。但 是,在律令体系下的长官和属吏之间,“私恩”的有无该如何判断?秦朝厉行法治,难道私人关系就真的 没有渗透到官僚体系之中吗?就新郭案例而言,如果县令和狱史都是帝国行政与法令体系的忠实执行 者,狱史的做法只是执行了朝廷的律法规定而已,那么县令为什么要大怒?县令系为狱史的行为而生 气,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县令为什么会生气?舍人是县令的私属,处于其庇护之下,武不打招呼就强行 征发,这虽然合法,但却使县令丢了面子;县令回来后对其斥责,武倨傲的态度和不敬的言辞更加激怒了 县令。这个案例从反面证明了长官与僚属之间应该有某种“私恩”,即超出职务关系的私人关系。例如 在沛县,县令的好友吕公迁居至此,“沛中豪桀(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吕公与沛县的大多数人 物素不相识,但是沛中的豪杰和官吏纷纷登门祝贺,这表面上是做人情给吕公,其实是做人情给沛令。 豪杰和官吏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惮于县令的职位和权势,更是因为处在重视人际关系的人情社会中, 只有这样去做才符合常情。

在吏员之间因工作形成的同事关系,也不仅仅限定在公务性的交往,而必然包含私人恩情在内。比 如当年萧何、曹参、任敖等县吏和当亭长的刘邦,他们之间就是一种同事关系。当刘邦解送服徭役的百 姓去咸阳时,“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刘邦因公务出差,同事们用凑份子的形式做人情,通过礼物 的馈赠进行人际交往,从而实现人情的累积和关系的强化。如果其他同事出差或者家里发生婚丧嫁娶 之事,刘邦亦会以同事的身份还回人情。萧何比其他人多给了二百钱,这份人情令刘邦久久难忘。

直不疑在文帝时曾为郎,郎官担任持戟侍卫或其他宫中职务,同时也是官僚队伍预备人选。郎官们 居住在宫中的“舍”,若干名郎共住一舍,他们既是同事关系也是室友关系。直不疑的一位室友请假回 家,“误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觉,妄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而告归者来而归金,而前郎亡金者 大惭,以此称为长者”。司马迁记载这则轶事是为了表彰直不疑,若我们从“关系”的视角看,郎官数目 可达数千,都是同事关系,即使不能全部相识,也能熟知平时接触较多的一些,同舍郎因为起居生活的频 繁接触,关系可能更为密切,当然如果关系处理不当也更容易引发矛盾。当这些郎官被外放为令长,或 进一步升迁至更高级别的职位之后,曾经一同为郎的同事关系,在需要的时候便会将他们维系在一起, 互相帮助、互为支援。

项梁摆脱狱讼通缉的例子足以显示同事关系的作用。“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 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栎阳的司法机关将项梁列在通缉名单中,为了解决此事,项梁找到蕲县 狱掾曹咎帮忙,于是曹咎写信给栎阳狱掾司马欣,托他帮助处理,司马欣最终解决了项梁身上的法律麻 烦。这无疑是一件基层官吏滥用权力的腐败事件,在看似严酷和严密的秦朝法律体系下,“关系”还是 有空子可钻的。蕲县在关东,栎阳在关中,相距遥远,曹咎和司马欣又是如何攀上关系的呢?我们注意 到,曹咎和司马欣都是狱掾,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缘于职务同属于刑狱系统。秦朝之时,已经形成了 一个刑狱系统的基层掾属之间的关系网,他们通过文书、出差或公务,相互关照和提供方便。从解决项 梁狱讼的事件可见这个关系网强大的能力。史载,秦始皇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 地”,可见,狱讼问题上的基层腐败问题当时并不少见,以致于“治狱不直”竟成为一项专门的贬谪类 别。在严格要求公忠奉法的秦朝,私人关系的渗入和干扰都会被视为“不直”,而这类情况的众多,正说 明关系本位的意识和人情社会的观念何其严重。

师生和同学的关系,在秦汉之际的政治生活中亦发挥了一定的影响。秦汉之际最为典型、影响最大 的师生关系是叔孙通及其弟子。叔孙通降汉时就已经有弟子从者百余人。叔孙通颇知变通,逐渐赢得 了刘邦的信任,因而经常向刘邦推荐人才。不过其所荐者尽是群盗壮士之徒,诸弟子因为不被举荐而颇 有怨言,叔孙通听闻后专门向他们作了解释:天下方争之时,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 矣”。诸弟子跟从叔孙通,从秦投楚再投汉,历经磨难,结合成较为紧密的共同体,师生之间、同学之间 关系较为密切。弟子侍奉老师,协助老师完成各项事业,老师对弟子的任途也肩负着推荐之责,所以叔 孙通推荐武士给刘邦引起弟子的抱怨后,他会耐心地作出解释并给出承诺。刘邦即帝位后,叔孙通带领 弟子百余人习礼于野外,奠定了汉代朝仪的基础,并令刘邦感受到皇帝之尊贵。叔孙通此时向刘邦推荐 其弟子道:“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诸弟子为郎。叔孙通的弟子 之间都是同学关系,诸弟子尽为郎,以此途径人仕,在以后的官宦生涯中,曾经的同学关系和与叔孙通的 师生关系,必然是他们可以利用的重要关系资源。刘交被封为楚王后,便将昔日同学穆生、白生、申公请 到楚国任中大夫,楚国因此而成为汉代初期的文化中心之一。

综上所述,在关系本位的人情社会中,普通庶民的日常生活、政治精英的决策和行为,处处都弥散着 关系、人情、面子等因素的影响。秦汉时期是传统时代的开端,传统时代的主要人际关系随着周秦之变 而产生,在秦汉之际逐渐定型,在政治与社会的各个层面发生作用。人们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通过家 人、同道、同乡、朋友、同事、师生等关系及关系网络进行复杂的运作,拉关系、重人情成为政治与社会生 活中的普遍现象。注重关系、看重人情有其符合社会习惯和人情事理的合理一面,不过凡事总想着找关 系、走门子,以此为捷径,亦必使社会风气受到伤害和破坏,这是传统时代留给世人的一个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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