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汉阳陵外藏坑K15出土茶叶遗存的来源及外藏坑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并对其食用方法做了初步判断，认为外藏坑K15所出茶叶为巴蜀地区进贡给汉景帝的贡茶。
关键词：汉阳陵,外藏坑,茶,巴蜀
汉阳陵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刘启和王皇后的合葬陵墓。199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阳陵中帝陵部分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考古成果。201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员利用植物微体化石和生物标志物方法，对1998年在汉阳陵帝陵外藏坑考古发掘出的已腐朽碳化、呈层状的植物堆积重新进行了科学分析，鉴定出了茶叶遗存[1]。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茶叶遗存，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茶叶。现就有关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汉阳陵茶叶遗存的考古发现
汉景帝阳陵陵园中帝后同茔异穴，各自有陵园。帝陵陵园内、封土四周共发现外藏坑86座，其中东侧21座，南侧19座，西侧20座，北侧21座，其余5座分布在陵园东北部。1998年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帝陵封土东侧编号K11～K21号的11座外藏坑进行了试掘，茶叶遗存即发现于K15中。
K15为帝陵东墓道北侧第四座外藏坑，东西向，由竖穴土坑坑体与斜坡通道两部分组成，斜坡通道位于西侧。坑体内为由上棚木、立柱、侧枋木、挡板、封门、铺地板、地栿等木结构构筑的长条形箱式外藏椁，以木隔断为界将外藏椁分为东西两段。西段主要放置木车马和着衣式陶俑，出土铜印3枚，印文分别为“仓印”“甘泉仓印”“别臧官印”。
东段发现少量的“半两”钱、铁灯及陶塑动物等，另发现大量的粮食遗迹，已腐朽炭化，呈层状，厚度为0.02～0.08米，经当时鉴定有粟、水稻及藜属植物种子。粮食表面发现封泥6枚，印文为“导官令印”，封泥旁有竹简朽迹。最新鉴定出的茶叶遗存即发现于腐朽炭化的粮食堆积中。
二、汉阳陵茶叶的来源
讲到汉阳陵茶叶的来源，不得不提及中国茶叶的发展史。“茶”，古时有众多名称，“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本字源于“荼”，从古至今常有人将文献中关于“荼”的记载都当成是“茶”。《说文解字》曰“荼”，“苦菜也，从草余声”，实际文献中“荼”多指苦菜、茅草，杂草等。如“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均是指苦菜。“其铸斯赵，以薅荼蓼”之“荼”则是杂草之意。《周礼》中所谓“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中的“荼”，郑笺注曰“荼茅以著物”，许多人认为这是古人用茶祭祀的最早记载。实则“掌荼”之“荼”是丧事所用的茅草一类的植物，类似祭祀时缩酒所用之苞茅，丧事时要“聚荼”，将荼聚拢在一起，可见并非后世祭祀所用之茶。
“荼”始有“茶”意，源于古人对“茶”的认知。因茶之味苦，有如荼苦，故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际的《尔雅·释木》载：“槚，苦荼”。“槚”字从“木”，可见非苦菜一类的草本植物。郭璞注曰“（槚）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味甘苦,可作羹饮。今呼早取为荼，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蜀人名之苦荼。”[10]根据郭璞的描述，槚树正是茶树。因此到唐代时，为区分“荼”字所含的“茶”意，陆羽《茶经》中在辑录唐以前史籍时已将“荼”减一划为“茶”。
我国关于食用茶叶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汉王褒所作的《僮约》。《僮约》中已要求蜀地的僮仆将“烹荼尽具”“武都买荼”列入日常工作[11]，由此来看西汉时期蜀地食用茶叶已相当普遍，已经有了商品化的茶叶和专门的茶叶集散地。三国时期，食用茶叶之风在长江中上游的巴蜀一带进一步传播，民间食用茶叶普遍采用“粥茶法”，对茶叶功能的认知有了进一步了解，已经知道茶叶具有醒酒、令人不眠功效。陆羽《茶经·七茶之事》中引成书于三国时期的《广雅》云：“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灸，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由于巴蜀地区出现茶叶及茶叶市场的历史最早，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巴蜀地区是我国茶叶的发源地，“中国茶叶的起源和茶文化的萌芽都是在巴蜀地区出现”，因此汉阳陵的茶叶可能来源于巴蜀地区。而在先秦时期，巴蜀范围除了现在的四川和重庆地区外，还包括秦岭以南的陕南地区.
那么巴蜀的茶叶是何时扩散到汉阳陵所在的关中地区呢？从食用茶叶的出现到推广扩散，需要一定的时间，王褒《僮约》中记载的烹茶买茶已很日常化，食用茶叶的历史当早于《僮约》的记载。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巴志》载武王伐纣之时曾得巴蜀之师的帮助，武王封之以子爵，巴蜀则将“鱼、盐、铜、铁、丹、漆、荼、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此条文献属于东晋追记一千多年前的事件，古人往往会将当代之事混入前代的记录中，因而可信度较低。
真正对食用茶叶传入关中有清晰认识的当属清代顾炎武，顾炎武认为秦灭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孙机先生也认为茶的被认识不晚于战国时期。案之文献，秦灭蜀于惠文王九年（前316），“司马错伐蜀，灭之”，灭蜀后“贬蜀王更号为侯”，“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国守”。秦在蜀地行分封、置郡县，收税赋，因此对蜀地的物产——茶叶应有所认识和了解。但是，秦人对蜀地茶叶的接触时间可能更早。早在秦灭蜀之前，借助秦蜀古道，春秋时期秦蜀两国便有了贸易往来，“及秦文、德、穆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甚至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秦强蜀弱双方还有了朝贡关系，“厉公五年（前475），蜀人来贿”，惠文王元年（前337）“楚、韩、赵、蜀人来朝”。秦蜀之间频繁的货物流通，人员往来，为蜀地食用茶叶之风的传播及茶叶作为商品的流通扩散带来了可能，因此地处关中的秦人在秦灭蜀之前应该有知道“茗饮之事”的可能。
另一方面，前206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刘邦将巴蜀、汉中作为后方供给粮食，补充兵员的基地，从而战胜项羽建立汉朝。鉴于巴蜀、汉中为汉王朝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帝业所兴”之地，西汉建立之后巴蜀“不封藩王”，成为天子直辖的十五郡之一，长期置于中央王朝的直接控制之下，巴蜀的物产贡赋，包括巴蜀所产之茶，得以“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
总的来看，食用茶叶起源于巴蜀地区，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秦人应该已对巴蜀食用茶叶的社会风俗有所了解，并且很可能已经有了零星的茶叶贸易。西汉时期中央对巴蜀地区的直接掌控，使巴蜀地区的物产贡赋得以直接输入汉王朝，因此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中发现茶叶当来源于巴蜀地区，经由秦蜀古道传入长安。
三、汉阳陵茶叶的管理机构与食用方法
汉阳陵茶叶所处的帝陵外藏坑K15中，发现有“仓印”“甘泉仓印”“别臧官印”铜印及印文为“导官令印”的封泥。据焦南峰、马永嬴先生研究，K15代表了导官府及其下属机构。导官府的长官为少府属官导官令，“少府，……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庐、参工室”，“导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舂御米，及作干糒。导，择也”。导官令主要管理供给皇帝的粮食，并进行初加工，因而在K15中发现了腐朽炭化，呈层状的粮食堆积。“仓印”“甘泉仓印”可能代表了导官所辖之仓，甘泉仓见于《史记·平准书》：“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别臧官印”则是主天子别藏之官,具体负责天子亲耕所获之谷。从K15的结构来看，中间用木隔断隔开形成两个空间，西段可能象征导官的办公场所，东侧象征导官下辖的粮仓。
两汉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分属两个相互平行、互不统属的职官体系：凡属国家钱谷租税等财政收入和支出,均归大司农掌管,作为国家财政，即所谓的“天下之经费”；又有山川、园池、市井的租税所得,均归少府和水衡掌管，作为帝室财政，用以奉养天子,称“私奉养”。前者为政府公费,后者则属天子私费。从K15的考古发现来看，作为少府下辖的导官令，应属于专为皇帝服务的帝室财政，因此K15东段发现的茶叶，应是供应皇帝的御用茶叶。
从我国食用茶叶的发展阶段来看，西汉至六朝时期为粥茶法。前文所引《茶经》中的记载，粥茶法是将茶叶做成茶饼，煮茶时先烤茶饼，然后捣碎成末放入瓷器中，冲进开水，与葱、姜、橘子混合煎煮成羹汤，故此时茶叶当称之为“食用”，而非“饮用”。汉阳陵茶叶当没有脱离“粥茶法”的窠臼，乃是用以做粥食用。从汉阳陵K15出土的其他陪葬品来看，汉代尚没有后世专门的饮茶器具，也未形成步骤繁琐的饮茶之法。至于宫廷之中茶粥佐以何种佐料，其味如何，不得而知。
虽然汉阳陵发现了茶叶，但是食用茶叶之风并未大行其道。两汉时期上层社会的宴饮活动，如汉武帝时魏其侯窦婴宴请当时的丞相武安侯田蚡，“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东汉马融所作《广成颂》中皇家宴饮“于是宗庙既享，庖厨既充，……酒正案队，膳夫巡行，清醪车凑，燔炙骑将，鼓骇举爵，钟鸣既觞”，只见有酒不见有茶，其它文献也未见以茶醒酒类似的记载。这大概与粥茶法将茶叶与各种佐料甚至刺激性的调味品放在一起，实际味道并非美味有关，陆羽就认为加入各种佐料的茶粥味如“沟渠间弃水耳”。除了未保存下或是未鉴定出来外，这或许也是汉代诸侯王墓级别墓葬未发现茶叶的原因之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有别于粥茶法的末茶法，研茶为末，冲水泡之，“惟兹初成，沫沈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随着清谈之风及道教的兴起，饮茶之风开始在上层社会流行，动辄以茶待客，以茶当酒，三国时孙吴末帝孙皓对不善饮酒的韦曜“或密赐茶荈以当酒”，权倾一时的桓温“每宴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陆纳招待当朝宰相谢安“所设唯茶果而已”。
四、结语
总之，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中茶叶的发现不但印证了文献中关于汉代食用茶叶记载的真实性，也说明了西汉之时茶叶已进入宫廷生活。该茶叶应是由少府属官导官令负责管理，储藏在导官令下辖的仓库中，采取早期的粥茶法作为食用之法，由包括陕南在内的巴蜀地区经秦蜀古道进贡给汉景帝的御用贡茶，这在我国茶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呼林贵先生、李库先生的指导与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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