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陌上》为代表的“新乡土文学”呈现出新的创作特质，具体包括土地缺失带来的“新乡土”定义边界的扩展、两性关系多元化带来的“新乡土”礼义的被置换、人心与万物繁茂的写法带来的“新乡土”路径的兴盛。对“新乡土”特质的发现和捕捉，既期待打开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生态新的向度，更希望激活古老沉重的“乡土文学”传统的“当代性”。
关键词：《陌上》；新乡土；新乡土文学
“新乡土文学”的提法早在1990年代就曾出现。新世纪以来对“乡土文学”的研究也依然是学术热点，孟繁华等学者都曾著长文论述，学界也出现了对“乡土文学”称谓、定义流变的研究。本文无意做“乡土文学”的研究综述，也并非要给出一个全新的定义，而是希望回归文本，在对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的细读中兼及其他“乡土文学”作品，发现和捕捉其中出现的新的文学特质，以期打开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生态新的向度，更多的是希望激活古老沉重的“乡土文学”传统的“当代性”，即其叙事主体与当下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时代与时代中的人们现状与困境的体察。
初读《陌上》，首先感受到的是既有阅读经验的贫乏和阅读惯性的强大。“陌上”本义是田间，我们对此的想象可能依然停留于既往乡土文学中常见的阡陌交通的山水田园，或是一个村落代表的百年历史兴衰，但付秀莹轻巧地穿越了这两条延续多年的写作脉络，不拘囿于土地的沉重和既往乡村世界的美与丑，以对乡土日常与乡土礼义的独特观察与全新描摹，打开的如果不是文学写作的全新面向，也至少是乡土文学书写的一扇新窗。当然，作为依然有着巨大创造力的青年作家，付秀莹的写作自然存在一些待完善之处，但她笔间流淌出的乡土书写的新质却在她个人的创作之外与当下的文学现场碰撞出诸多值得关注的空间和裂隙。
一 边界或便捷：土地缺位的“新乡土”
即使抛开对“乡土文学”概念的详细追溯，我们可能也还是无法忽视鲁迅“侨寓文学”的定义，也必定要想起沈从文、汪曾祺一脉的传承，想起农村题材曾经对乡土文学的替换与覆盖。但不管是哪种脉络承接的乡土写作，“土地”始终是叙事的本质内核。在偏“主流”一脉的书写中自不必说，从土地革命到农业合作化再到包产到户，“土地”始终支撑着大部分的乡土文学书写。从1950年代柳青的《创业史》到新世纪莫言的《生死疲劳》，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作为大的历史背景推动小说的发展，对土地的不同态度与选择也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关键所在。不管是哪个历史时段的乡土书写，土地始终是“农村、农民、农业”的核心。新世纪以来，书写市场经济和城市化浪潮侵染乡村的作品早已屡见不鲜，这些作品内置的二元矛盾也极为明显，即坚守传统乡土价值观念或坦然投奔市场经济的怀抱。对土地的轻视与背离因而也被视作乡土文明失落的标志与结果，如以贾平凹的《秦腔》为代表的幽怨挽歌。在付秀莹的《陌上》里，这种二元的争辩变得模糊暧昧。
芳村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村落，有最基本的种姓聚居和广阔田野。付秀莹在“楔子”部分不吝笔墨，细致描写了芳村一年里的各个节气，但其实是中国农历下的传统“节日”。当然，名称叫法自然存在地域差异，但这种差异似乎恰恰说明带有庆祝意味的“节日”对标志农业耕种收获的“节气”的胜出。在长达445页的小说中，“土地”变得极为罕见。行文中倒是不时出现麦田、庄稼、高粱、玉米，但俨然有了别的功用。田里的麦子抽穗，玉米长高等都成为一种被观赏的“风景”，它们不再与村民息息相关，而只是他们的故事、心事的隐喻与象征，就像都市文学中不时出现的人潮拥挤的地铁站，像那些总被描写为压抑和紧凑的写字楼。《陌上》中也不见任何的劳动场面或农事生产的商量、讨论，也就是说，芳村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土农村，这里面所有的人、事关涉的已经不是土地和庄稼，村民也不再只是农民，他们在更大意义上是现代市民：播种、除草、施肥、丰收的逻辑已然被打工、挣钱、买楼、争夺资源的链条悄然取代。
至此，我们似乎又回到了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对乡村的渗透，但此时此地的芳村，无人关注土地和耕种，甚至无人表现思想与行动上的任何挣扎，每个人都在现代人熟识的资本、权力的思路中自洽。那么，值得思考的问题便是，丢失了土地内核的乡土是已然脱去乡土之骨仅剩脆弱外衣的“伪乡土”，还是在原有乡土之上生长出了新的质地的“新乡土”？更为有效的提问或许是，这种辩驳到底是文学书写题材命名边界的局限还是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话语不愿舍弃的便捷？
加缪曾说，要了解一个地方，重要的是观察这个地方的人们如何生活以及如何死去。在乡镇企业的带领下，每天吃完早饭，“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芳村俨然过着“资本为上”的经济生活，常见的是雇佣与被雇佣的人际关系，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但不能忽略的是，《陌上》中更为精彩的部分是对人物行为与心思细腻的处理：
翠台见了，赶忙立起来，摩挲着两只沾满面粉的手，问爱梨怎么回来了？话一出口，又觉得不妥，好像是不愿意人家回来似的，赶忙说，还想着你会不会在田庄住一宿呢。这话又不对。仿佛是多嫌人家的意思。爱梨一面把包放下，一面看了一眼那些个饺子，说想着把那件毛衣赶出来，忘记带了，就回来了。爱梨说今晚包饺子？翠台说是啊，包饺子。脸上就有些热，好像是，趁儿媳妇回娘家，自己这个当婆婆的偷偷包饺子吃，就赶忙解释说，正要给你电话呢，让你回来吃饺子。话一出口，脸上就更热了，一颗心突突突突地跳得厉害，倒真像是做了贼一般。
这类描写随处可见，不论是对翠台、香罗、小鸾等女性还是对建信、大全、耀宗等男性，付秀莹写出了人心的沟壑，写出了男男女女内心的九曲十八弯。这里可以联系对比的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同样是脱离土地的“乡土”，刘震云以“出走-归来”的无效第一次触及了农民诉说的欲望与对被理解的渴望。杨百顺最终变成了罗长礼，漫长的更名之旅容纳了一个乡村农民一生的悲欢离合。经济和物质的生活很容易被社会和时代裹挟着前进，但精神与人心的困境却极容易在原地复沓，甚至后退。土地缺失的乡村主动或被动地历经变迁之后，却不是理想中的城市化与市民化，而是依然以乡村旧世界为基的，闪着微光的个体的爱恨情仇，是常常被忽略或轻视的“乡村的心事”。
在这样的意义上，“真-伪”与“新-旧”之辩便不只是为了文学研究的便捷那么简单，而是为了督促我们思考对命名的边界的拓展，“土地”不再是“乡土”世界最为重要的评判标准，恰恰相反，在“新乡土”的世界中，曾经被土地遮蔽的多元和复杂得以显现，曾经生长五谷杂粮的土地生长出了无足轻重之人的柔肠千结，曾经承载着历史与家国缩影的土地湮没于历史与个人交错而过的缝隙之中。
二 礼义或利益：两性关系多元化的“新乡土”
在土地缺失的芳村，一同缺失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对婚姻的忠贞，比如对传统伦理的坚守。比付秀莹稍微年轻的80后作家林森也曾在小说《关关雎鸠》中书写一个乡土社会的变迁，其中写到老潘去看卧病在床的亲家，有了这样的对话：
“亲家公，你来了，我煮饭去，把肉煮了。吃饭再回。”
“不了，不了，不用麻烦了。”
“来了，要煮的。不煮不行。”
“不吃，真不吃。”
“来了不吃，我还有脸？别人不讲我脖子上顶着的是西瓜？”
……
来来回回的拉扯中，老潘感到一阵暖意。
林森笔下的瑞溪镇尚处于上世纪末，或许也正是芳村的前史，它还带有一种单纯的“礼”，哪怕这种礼被维护得很勉强，也还是有着礼的本质内核，即让人感到暖意。但在付秀莹笔下，小说中的人物对“礼”的每一次维护都带着功利之心：臭菊去看傻货的娘说的是沾亲带故，为的却是想让傻货媳妇给自己儿子做媒；大全媳妇怕嫂子对自己的母亲不尽心，于是表面上给她嫂子拿这个送那个热情至极，心里却骂她千万次；翠台挖空心思给香罗包了她爱吃的饺子送去，只是想求于香罗给儿子介绍工作……徒具形式的“礼”的内核已被全然消弭，取而代之的是切实的利益考量。这是一种“人情中再无真情”的“礼”的现状，但付秀莹对此其实并无批判，甚至没有惋惜，这种对现状的接纳更多表现在她对两性关系的书写中。
作为文学作品永恒的书写主题，不论是在乡土题材还是城市题材中，两性关系时常被赋予重要的功能，或推进情节发展，或成为道德评判标准，也不乏被“污名化”地使用。《陌上》里的芳村是一个几乎人人躁动，个个不安的世界。小说里的两性关系极为开放，且全都云淡风轻，事过无悔。对伴侣不忠的男女双方也并非固定类型，比如大全、建信、增志等是传统意义上的“男人有钱就变坏”的代表；香罗、望日莲是被歧视的天生“水性杨花”的代表；独守家中的春米，是被逼无奈的弱势群体……但我们还要注意到的一类人物是小鸾、瓶子媳妇，她们是看起来老实本分的良家妇女，但她们也都不是绝对忠贞，虽然存在偶然因素，但她们本人其实乐在其中，她们享受这种不忠带来的精神和生理双重的愉悦。
此处可以思考的便是这种两性关系的变化在当下产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把这种行为归结为人性的、原始的生命力本身，还是要从后设的人为构造出来的“伦理”“道德”的维度去审判？这两条路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都是有效的。但在付秀莹的书写里，两性关系的开放有一种“不得不为之”的意思，不是被迫的那种“不得不”，而是此情此境之下的不可抗拒。大全等老板无法抗拒的是肉体情欲的诱惑，春米无法抗拒的是公婆的淫威和可得的收益，小鸾、瓶子则无法抗拒生理和精神的双重需求。在触手可及的诱惑面前，这些行为都具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意味。
在付秀莹的书写中，婚姻的忠贞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但红尘男女又都坚守着一种底线，即通过开放的两性关系获得的东西并不改变根本的婚姻家庭现状，只是在某一方面获得一种“利益”（生理、精神或经济）。以往两性关系所包含的“礼义”问题悄然与“利益”划等号，重要的是，这种“利益”并非不可缺少，也绝非十万火急。以赛亚·伯林在论述意志自由时强调，如果没有“不这么做”的选择，那么“这么做”也并非真正的自由。在芳村这群人之中，每个人都有别的选择，都有“不这么做”的可能，甚至没有“这么做”的迫切必要，不管生理还是精神上他们都不是绝对空虚，却依然成了做过、在做、去做的选择。在自由意志之下做充分的个人选择，将“礼义”与“利益”做不动声色的同类置换，是付秀莹笔下的“新乡土”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两性关系开放多元之后，乡村俨然不再是那个害怕唾沫星子淹死人的旧有的乡土世界，“礼义”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形成新的乡土伦理。诚如前文所述，“新-旧”之辩本身是对文学创作新质的良性观察与有力推进，在这样的意义上，传统乡土世界或许依然强大，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或许已经在迎接“新乡土”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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