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衰老，与时光互动的意象，颇似张爱玲笔下酸梅汤的嘀嗒，“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
在“景观社会”大行其道之时，描述“风景”是一大挑战，但是这种书写是否是伪“沉醉”真“凝视”？也许身处巨变时代的作者和读者都难以厘清。仅从表达层面，这种风景描绘的方式似乎没有足够沉潜下去。毋庸置疑，风景的神圣并不能掩饰普通人的世俗乃至污秽。乡人们在日常交往中的指桑骂槐与刻意躲闪，虽然避免了情绪上的迎面撞击，可是谁都知道内里是既亲密又凶险的人际关系。比如春节前整个家庭按祖例去上坟，亲戚们对亡人的哭诉“话里话外，绵里藏针，有些锋芒，竟然是对着自己的。”然而这污秽的表达也有点过于雅致，“回到家里，却绝口不提坟前那一段了。”《陌上》的表达学到的其实不仅是《红楼梦》语言形式的松弛，还有内里的紧张，可是又没有以足够的形式去正视这种紧张。可能因为付秀莹对自然和风景有着天然的信赖和亲近，她让静默的大地、午后的阳光和声声知了，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冲突悄悄抹平了。
二分裂的抒情
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的抒情达意已经有了较为稳定的范式，也形成了现代文学“小小的传统”。按说，我们当下的文学是对流风余脉的自然承接。但实际上，中国古典小说那种闪着雕花色泽的抒情传统极少得到发展，这可能受限于时代的具体气质。张爱玲极推崇“乃去后面露台上看时，月色中天，静悄悄的，并不见有火光”的诗意，她也将古典诗意吸纳进自身的文学谱系之中。萧红的天籁仿佛是纯粹自然的酿造。牧场是牧民的乡土，李娟更是以质朴而轻盈的笔调关心植被、水源和牛羊。这些或显或隐的抒情潜流，默默流淌下来，总要与每一颗具体的心灵和当代的生活相遇。
《陌上》的语言和情感携带了很多历史信息，甚至能够剥离出分流和取饮抒情传统的脉络。它的语言淡淡的，节奏缓缓的，有着疏朗的调子。句子多半简短细碎，既符合女人们踱步闲聊的特点，也符合汉语表达的习惯，蕴含了大量的抒情空间。付秀莹使用干净凝练的现代汉语描写景物风光，从中可见朱自清、梁实秋等现代散文的写作传统。但是当写到女人们的交往和心事时，则换了一副世情小说的笔调，尤其有《红楼梦》迂缓的高贵气和《金瓶梅》豪门的热闹气，但是毕竟描写的还是琐碎的淘米掐菜和拌嘴寒暄，因此语言的宽敞和生活的紧凑之间有一点不和谐的撕扯。无论是古典的抒情味道还是现代文的简洁实用性，如果不经过适当的情感转化，都难以直接进入乡土的生存本性。反过来说，这也是现代白话文在开创之时，鲁迅、冰心、茅盾这批奠定现代汉语表情达意的作家，无意间遗漏了具体生活的书写方法。《陌上》吸收了汉语语言的多重来源，并且在这里轻轻地打了个纽结。
《陌上》的文体是值得商榷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随意摘取阅读之后，叠加印象形成总体，也并不影响对芳村的理解。这样的拼接，或者说刻意截断，恰好反映的是最难纾解的现代情绪——乡愁。而语言的运用和弃用都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抒情。抒情的范畴在这里可以得到拓展的理解，抒情不仅仅是通过“我想要什么”、“我爱什么”来彰显，也透过望日莲、翠台们刻意避开什么来传达。
生成无须洞察
大地自己呈现
用幸福也用痛苦
来重建家乡的屋顶
放弃沉思和智慧
如果不能带来麦粒
请对诚实的大地
保持缄默和你那幽暗的本性
风吹炊烟
果园就在我的身旁静静叫喊
双手劳动
慰藉心灵
这种“留白”，可能是热闹的农村题材写作之后，“新乡土文学”的特征，平淡得如同大地上的薄薄暮气，安静和内向的表达最终在喧嚣之后走向内敛，以一种“静静叫喊”的方式，又默然执着。它虽然无法体现（也不愿去表现） 轰轰烈烈的革命历史，喧喧嚷嚷的建设进程，但是认真抒情和细腻摹写，却呈现了一个乡村的内里，这种含蓄隽永确实称得上接续了“荷花淀派”的文脉，看似任意而为，实则是顺势而为，背后恰有平静和坚韧的力量在持续支撑。
现代的蛮横招人厌倦，古老的美好才值得铭记，因此海子诗歌里关于乡村的那些光辉灿烂的意象就成为了独一无二的标本。可是海子本人吞饮了一个痛苦的“刺点”，他曾走入一家昌平的酒馆，试图诵诗换酒。老板愿意给他酒，却不想听他的抒情——抒情的传统就不仅被水高浪急的现代主义潮流冲刷，被商品社会的交换思维理性棒喝了。毫无疑问，高度合作讲求效率的“现代”本身就建立在对个情感的排斥之上，这正是衣食住行皆依赖现代社会运转的我们有情而难抒的原因。
绫罗翠玉、花草茶点可以用“红楼”笔法来写，那么小汽车、高跟鞋、工厂和现代教育呢？如何在这些现实里转化我们典雅的抒情基因？文学抒情和社会变革是否天然互相排斥？毕竟在轰轰烈烈的剧变里，情绪是被压抑的，因此春风沉醉之时才更容易沉沦和彷徨。《陌上》做了一点小小的突破，这就是把“情”的外延扩大，溢出了能够让人控制的理性，暂时抽离主体的智识思索，而进入了潜意识层面。
春梦也好，噩梦也罢，除了将喜乐哀愁都凝结在一片平山远景之中，梦境不得不成为乡村妇女另一种重要的抒情表达。也许是因为没有掌握合适的语言，她们无法自如而深刻地表达自己的绵绵思绪，交流的障碍和对象的缺失，让她们的希望只能一次次落入梦境。这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性别书写问题，女性究竟依靠什么“浮出历史地表”？丁玲们可以在苦闹一场之后，决然地摒弃一切温情，斗志昂扬地奔向未知的远方。但是一辈子只懂得种花掐菜的小媳妇老婆子们，却无法实现焕然一新的自我安顿。《陌上》里的情形，也很难再用毫无主体挣扎痕迹的“田园牧歌”所指代。因此，抒情的明净是有代价和前提的。《竹林的故事》、《大淖记事》、《呼兰河传》的风味和情趣，总归缺少了一点人间烟火气。
当付秀莹说“月亮有圆的时候，也有缺的时候。一些人在芳村出生了，一些人在芳村死去了”时 ，仿佛突然流转了时光，“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事实上，《陌上》面对着更难以美学缝合的现实语境，也不可能仅仅从萧红的抒情笔调里就学到上乘品质。因为，《陌上》要同时处理好几个主题，变化、日常、抒情、风景只能采用异质的新鲜笔墨去书写。但仍旧要借助乡土的一些固定标志，比如农历。郭文斌的小说《农历》，以充满童真的六月作主人公，虽洋溢着欢乐和希望，却完全脱离现实。《陌上》将农历和节气集中在一个“楔子”里，将之处理成对生活的参与，这是飘逸着烟火气的抒情。说明《陌上》也在暗暗地同“转型”、“日常”和“话语”之类的社会理论对话，而不是仅仅与曹雪芹、汪曾祺和沈从文们神交。
文学的强大弹性正在于此，“抒情主义者在精炼的词汇形式中，寻找到模仿之外的无限可能性。” 因此，在语言分道扬镳的路口，抒情的分裂诞生了，同时浮现的还有“无限可能性”，抒情的范畴需要扩容，形成更为广泛的“有情的文学”。付秀莹用这种精微的抒情去描写乡村女性的重重心事，为乡土大地向前掘进了一个微小的抒情起点。
立即询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