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耕织图，就是以农事耕作与丝棉纺织等为题材的绘画图像，中国古代曾创作了一系列呈体系化的耕织图像。耕织图的创作，具有多方面的目的与意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体现王朝的“正统性”，而这在南宋、蒙元、清三个朝代又体现得最为明显。之所以如此，与南宋以后“华夷之辨”“严华夷之防”的正统观有着直接关系。耕织图与正统性的关联，深刻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的象征性面向。
关键词：耕织图；正统性；华夷之辨；象征性政治
“正统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史学编纂的重要观念之一，正如朱维铮先生所说的那样：“（正统观）是困扰中国历代王朝的政府及其学者达两千年的一个核心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不论是偏安一隅的创业霸主，还是一统天下的开国皇帝，在开基立业的过程中，都会竭力构建其政权的正统性，以巩固与强化统治基础。作为一种政治观念，正统观在我国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先是或明或暗地存在于上古历史中，后经过《春秋》的借鉴与整理，成为正统理论，再经北宋欧阳修等史学家的发展和完善，而成为有体系的政治历史观念和史学理论。中国传统正统观，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二，一为邹衍之五德运转说，计其年次，以定正、闰；一为依据《公羊传》加以推衍，强调“居正”“一统”之二义。其中五德运转说，主要流行于唐之前，而宋之后，则“居正”“一统”居主导地位。而判断正统之标准，按梁启超（号任公）的总结，可分为六个方面，即得地之多寡、据位之久暂、是否为前代之血胤、是否为前代旧都之所在、后代之所承与所自出、是否为中国种族。
作为一个传统以农立国的国度，在所有那些何谓正统的标准之背后，其实都有一个隐性的基本前提，那就是必须要有发达的农业生产作为立国之基、以“重农”“劝农”为基本的治国理念。而这一点，在以是否为“中国种族”为判断标准时体现得最为明显。是否为“中国种族”，本质上又是我国传统夷夏观的具体体现。作为一重要的政治与民族观念，夷夏观萌芽于西周时期，定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后一直或隐或显的代有传承。通常，民族关系紧张之时，也即是夷夏观被加以强调之时，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其说法可能有所不同。夷夏观的核心思想是内华夏而外夷狄，其中华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而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华夏与夷狄的划分，表面来看是基于文化的，如服饰、饮食、居住方式等，本质上却是以“农”与“非农”为核心标准的，是“农耕为本”的话语体系所派生出的一种表述方式，代表的是农耕文明的自我天下观及与之相应的区域性政治与社会体系。因此，不论是《礼记·王制》还是《史记·匈奴列传》等，都会特别强调“农耕”这一前提。所以，从更本质的角度来说，所谓“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也即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分野。因为“农”如此重要，故历代统治者在构建自己的正统性时（如立国号、制礼作乐、颁历等），对“农”的强调都是一个重要方面，比如行藉田礼、颁劝农文等。这其中，绘制并推广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图像———耕织图，亦是一个重要体现。
耕织图，就是以农事耕作与丝棉纺织等为题材的绘画图像。具体来说，其又有广义与侠义之分。广义的耕织图，是指所有与“耕”“织”相关的图像资料；侠义的耕织图，则仅指南宋以来呈系统化的耕织图，即通过成系列的绘画形式将耕与织的具体环节完整呈现出来。现今有确切证据并有摹本留存下来的第一部体系化耕织图，为南宋楼璹《耕织图》。楼璹之后，南宋、元、明、清时期，又先后创作绘制了至少几十套不同版本与内容的体系化耕织图。这些耕织图创作与绘制的背景、原因与目的意义，各有不同，但其最主要的目的在于教化劝农，并具有深远的象征与社会治理意义。这其中，对“正统性”的象征性体现，就是一个重要方面。而这一点，在南宋、元与清三个朝代中又体现得最为明显：不仅创作绘制并刊刻了大量耕织图，还将其上升到皇帝与中央政府的高度加以重视。下面，本文即主要针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
作为一个广受历代政府、学人关注的热门话题，历来关于“正统观”问题的讨论是代不乏人。而从现代学术角度展开讨论的，首推饶宗颐先生之大作《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观》，不仅对历代以来中国史学编年中的“正统观”问题做了相关梳理与论述，还对历代学者、官员等有关正统观问题的讨论文献做了搜集与整理。相比于饶先生从“史学编年史”角度展开的讨论，还有一些学者从“王朝政治”的角度做了相关探讨。具体到中国古代耕织图，虽然从２０世纪初期起就开始受到中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但综而观之，从“正统观”角度展开分析的研究却并不多，据笔者管漏所见，只著名中国艺术史大家高居翰先生有所论及。不过，高先生的研究，只是对这一问题做了简单涉及，并未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展开详细讨论，因此仍有进行细致讨论的必要。有鉴于此，本文将在结合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南宋、元、清不同的朝代与时代背景，对耕织图的绘制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政治“正统性”意义进行深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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