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求恩在中国的形象深刻地影响了一代青少年的成长，白求恩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之父。全球化流动中，中加文化深度互动。1990年代以来，白求恩档案的开放，以及加拿大相关研究史料、文学创作的引进与翻译，激活了作家以及读者蛰伏的情感记忆。加拿大华文作家李彦、薛忆沩以史家精神发掘了“另一个”白求恩。他们用文学书写重塑全球化时代的白求恩形象，探讨生命的存在之谜，真相与想象的悖论性存在，信仰与激情的另类价值。
关键词：诺尔曼·白求恩；李彦；薛忆沩
“白求恩是一位历史人物，但更是凝聚了中国现代革命意识形态色彩的集体记忆，可以说他主要是以后者的形象为公众所认知和接受的。”而关于白求恩题材的文学创作在现代中国主要还是一个仪式，国内不同阶段不同艺术形式的白求恩创作，是“集体记忆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而作出的仪式性的调整”，“它的改变并不意味集体记忆性质的改变，而只意味着它做出局部的相应的调整”。走不出集体记忆的社会心理需求层面，白求恩题材的文学创作就难以进入美学、哲学，甚至抵达宗教的层面。
得益于中加文化界的互动交流，白求恩档案的开放，以及加拿大相关文学创作、研究成果的引进与翻译，白求恩书写的局限正在慢慢改变中。一些走出国门，不远万里来到白求恩故乡的“白求恩的孩子们”——加拿大华文作家李彦、薛忆沩从史学和文学的双重路径塑造全球化时代的白求恩形象。在加拿大方面，有关白求恩的书写也在突破想象力的边界。
一、中加之间的白求恩
中国人是通过白求恩而知道了加拿大，加拿大则借由白求恩走近了中国。在他乡与故土之间，白求恩成为异文化交流中一个充满悖论的个案。有着无数把白求恩当作国王般的同志们的他乡远比家乡更了解白求恩(精神)，“对于这些同志而言，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淡话方式或思维方式，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共产主义简单而又深刻，像膝反射一样不由自主、像肺活动一样毫无意识、又像心脏跳动一样无法控制。”在这里，白求恩被升华为一个精神偶像，一个符号化的白求恩。
白求恩国际形象的最初建构是由中国人完成的。无论他曾经是谁，声名如何，在进人中国之后——也就是白求恩生命中最后的两年主宰了“他是谁”。“过去的两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最为非凡的两年。”“事实上，恰恰是中国革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军队，还有中国的老百姓教育和影响了他，最终成就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形象。”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去世。由于他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抗日根据地军民中间的影响力，以及抗日斗争国际宣传的需要，白求恩的传奇在很短时间内诞生了。
毛泽东政论文《学习白求恩》奠定了白求恩“五个一”形象：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昧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如拉瑞·汉纳特所分析的，毛泽东对白求恩盖棺定论的权威评价证实了毛泽东的唯意志论。而白求恩同行护士尤恩的记忆，为读者重现了这两位伟大的战士之间在精神气质方面的某种契合。白求恩对毛泽东说他像列宁感到荣幸和得意，对毛泽东的热情和温暖感到极大的满足。以那时起，他就从行为到精神上将自己归属为这个国家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就某一方面来说，作为革命者和艺术家的毛泽东和白求恩享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和革命激情，毛泽东用白求恩这位与他同样相信人类魄力的烈士，宣传他的唯意志论。“的确，即使白求恩这个人不存在，毛泽东也可能创造出一个来。”“在白求恩身卜，毛泽东发现了一种熟悉的精神，激励着人们以始终不渝的决心去创造一个公正的世界。”1960—1970年代，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与《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作为“老三篇”。进入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老三篇”与《毛泽东选集》的发行量在国内的影响是覆盖性的，随着它们的传播，钦定的白求恩的精神遗产至今仍被继承与流传。尽管许多时候它只是作为潜流，但依然是中国当代红色思想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84年，章学新编著的《白求恩传略》出版，白求恩的史学形象开始出现。“大约在这个年代前后，有关白求恩的史学研究从政治宣传、文学刻画和传播，向更深层次、更多角度的历史研究迈步。”白求恩身边的医务人员、工作人员提供了不少极具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白求恩来中国之前的经历多取材于加拿大公共卫生协会1982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一书，白求恩的形象以及精神世界开始得以更丰富的揭示，然而由于此前白求恩艺术形象太成功，导致史学的白求恩形象并未被广为认知。
周而复小说《白求恩大夫》是研究白求恩生平的重要母本，在国内一版再版，且有英、法、俄、日、意大利、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语言的版本，海内外影响甚广。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加速传播了白求恩的文学形象。影视方面，有张骏祥、赵拓于1960年代改编自周而复小说的电影《白求恩大夫》，最近一部产生广泛影响的是，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应上海宣传部门邀请，由杨阳导演，2006年上映的主旋律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这部电视剧引起的争鸣是多视角的：或反思社会问题、医疗问题，表达社会弱势关怀与制度创新的见解；或表达后发现代国家对现代化成果的立场和态度，体现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良知；或比较全球化与国际主义的精神高度，“国际主义是最高境界的人道主义。如果说全球化加剧了世界贫富的差距，那么国际主义拉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总之，当代语境中的白求恩形象是复杂的，这个带着严重精神危机来到中国的不安的灵魂，在中国找到了救赎的路径。
在加拿大，白求恩的声名并不是中国人想象中的那样。大多数公众对他的去世几乎一无所知。在特定的某些年代(1940年加拿大政府通过议会宣布加拿大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作为共产党员的白求恩是一个禁忌。直至他去世13年后，由白求恩生前的朋友泰德·艾伦和塞德奈·戈登合著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才出版面世。这是第一本关于白求恩的传记，产生于冷战与韩战的非常时期。除了一些左倾立场的人士，一般的加拿大读者很少有机会阅读这本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传记。但他的译本成为国外最受欢迎的加拿大书籍之一。1960年代加拿大播出广播纪录片《白求恩同志：一位有争议的英雄》，电影纪录片《白求恩》，后者由于美国国务院的施压在美国遭到封杀。富有戏剧性的是，1970年中加建交过程中，电影纪录片《白求恩》成为中加外交官谈判破冰的使者。随后，白求恩被列入加拿大历史遗迹委员会的考虑之列。几经周折，白求恩被确认为一位对加拿大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人物。白求恩纪念馆、蒙特利尔市的白求恩广场向公众开放。文化界相继出版罗德里克·斯图尔特传记《白求恩》、《诺尔曼·白求恩的思想》，回忆录《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的日子》，电影《白求恩》。1990年代，随着新史料回的出现，白求恩研究与书写更丰富了：故事片《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拉瑞·汉纳特编著《一位激情澎湃的政治家——白求恩作品集》，传记文学有约翰·威尔逊著《诺尔曼·白求恩：一生追求坚定的信仰》，阿德里安娜·克拉克森(伍冰枝)著《诺尔曼·白求恩》……尽管质疑白求恩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但2000年加拿大华裔女总督阿德里安娜·克拉克森为格雷文赫斯特镇的白求恩铜像揭幕，意味着白求恩终于被他的出生地所承认。
完成于2010年，中文版2013年出版的《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是迄今为止内容最全面翔实的白求恩传记，它是斯图尔特先生根据其本人1970年代出版的《白求恩》传记进行的重写工程。斯图尔特夫妇辗转于中国、加拿大、西班牙，走访当年的亲历者，查阅新出版的书籍文章和新开放的馆藏资料，完成耗时40多年的研究。
加拿大最新的以白求恩为题材的小说是先锋派作家丹尼斯·鲍克于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共产党人的女儿》，作者颠覆性地虚构了白求恩最后的太行山岁月。在混乱与死亡面前，白求恩写下一封给从未谋面的女儿——那个在同样战火纷飞的西班牙，他与情人所生的女儿的长信。丹尼斯·鲍克谈及写作《共产党员的女儿》的缘由：作为一名作家，他不满足于对白求恩一元化的性格刻画，他希望找到一把钥匙，开启驱使白求恩做那些事情的神秘之门。他试图找到一名父亲和一名斗士之间正确的平衡。这把钥匙就是虚构的白求恩的女儿，她让白求恩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
二、真相与想象
“白求恩的孩子们”是所有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青少年的身份标志。“白求恩精神”——理想主义、国际主义、人道主义成了这一时期中国青少年的精神血缘。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白求恩在中国的“孩子们”来到了偶像曾经生活的地方。他们对溯源白求恩精神的渴望并不止于缅怀、追忆青春(许多中国来的观光客无疑是停留在这一层面的)。在生活的真相与本质的追索中，他们试图从偶像的精神历程中寻找人的存在之谜。他们由“他是谁”开始追寻“他曾经是谁”，进而由“我们曾经是谁”走向追问“我是谁”。白求恩的孩子们沿着与当年白求恩相反的路径，思考着不同的人生意义。从印证偶像的精神出处到再传播白求恩精神，沟通历史和现在，传递差异性的理解，是李彦的选择。而迷惘于人生的不确定性，重解、重建白求恩——一个流动的生命个体的精神世界，是薛忆沩写作人生的宿命。
白求恩研究(或书写)的路径从来都不是一元的，医学的白求恩、政治的白求恩、文学的白求恩、史学的白求恩各有各的面向。专业的白求恩比较不成为公共话题，而政治与文学以及史学的白求恩却往往纠葛在一起。它们不断相互颠覆、重述，彼此之间的张力也成为各种不同文体的作者激发叙述激睛的原点。历史的资料发掘与真实还原，或是文学的阶段性的建构，史家之言还是小说家言，欲理还乱。李彦与薛忆沩——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与一个深刻的存在主义者之间，在共同的精神偶像白求恩的再造上，有共识更有差异。
作为一个文化传播的践行者，李彦一直活跃在行动中。李彦用考古发掘的姿态面对白求恩，设法让白求恩遗物回归中国。联合中加两国的研究机构和学者，李彦发起、组织“白求恩精神与我们的时代”国际论坛，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加两国的“白求恩的孩子们”一起继续白求恩的旅程。在李彦看来，白求恩是加拿大的，更是中国的，她有责任为更多的仍然留在中国的“白求恩的孩子们”还原一个真实的白求恩：因为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真实英雄人物，我不想采用虚构的方式随意发挥想象力，以免由于自己的认知有限而造成对历史人物的曲解和误读。进行小说创作时，我会为了增强艺术感染力和可读性而虚构人物、故事情节和细节。但在撰写纪实作品时，心里则会有重重顾虑，生怕歪曲了历史真实，误导读者，因此一定会尽最大可能，让所用材料都有来源和出处，尽量遵循真实可信的原则。我在青年时代曾接受过的3年新闻写作训练，使我这样做时得心应手。当然，由于出国几十年来我已习惯了小说创作的写法，因此在忠于史料的前提下，我同时也会采用小说创作的语言表述，并在情节构思上借鉴小说技巧，增强作品的可读性。这大概就是creative non—fiction这一类型文学作品的意思吧。
李彦的《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解开了一个长达70多年的谜。白求恩临死前留下了一个很长的遗嘱，将身边的东西都分给八路军的战友，其中，“那面缴获的日军大旗留给莉莲”。《尺素天涯》发表前，没有中国人知道莉莲是谁。2013年，为了推动一个与白求恩相关的文化项目，李彦拜会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得知该会发现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李彦按图索骥找到了照片的拥有者比尔·史密斯，由此打捞出自求恩被掩埋在历史深处的情感碎片。李彦并未深究白求恩早期的情感生活，而是聚焦白求恩最后的，也是跟中国抗13战争有关的情感生活，以边缘的视焦，将白求恩丰富而崇高的人格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根据莉莲儿子比尔·塞西尔·史密斯的回忆，正是莉莲指引白求恩，“你应该去中国，中国才是你的战场”。白求恩曾给莉莲写过无数封信，其中在1939年8月15日，也就是白求恩临终前几个月写给莉莲的最后一封信(同一天，白求恩也给加拿大共产党领导和同志们分别写了一封信)，莉莲没有上交给加拿大共产党组织，而是悄悄地保留了下来，直到36年后她离开人世。而她的儿子发现母亲的遗物之后，又继续默默地保守着这个秘密长达40多年。在那封信中，白求恩告诉莉莲，他马上要回加拿大，为八路军募款买药，如果她初衷未改，就随他一块回中国，并肩战斗。这是与同为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一起曾经战斗过的莉莲的“同志式”的爱情。白求恩最后这段热烈爱情证实：他在中国并非成为一个修道士式的“纯粹的”人。同时，《尺素天涯》也花了不少笔墨呈现白求恩与八路军驻地附近的一位基督教女传教士凯瑟琳的暖昧情愫。他们有一样的人道关怀，但信仰有分歧，救赎的途径各异。最终，凯瑟琳成为中国人民抗战队伍的成员，突破日军和伪军的封锁，买到了八路军急需的医疗用品。耐人寻味的是，凯瑟琳与加拿大女护士简·尤恩的临终遗嘱都要求将骨灰送往中国，埋葬在白求恩的陵墓旁，与他在天国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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