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久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都视马克思的“双重使命”说，即英国殖民者在印度要完成“破坏”和“重建”的双重使命，为马克思在殖民主义问题和印度问题的经典立场。事实上，纵观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发展历程，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笔记和摘录，可见马克思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和发展。本文便旨在探讨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与印度传统社会关系问题上的观点的转变和发展。
【关键词】殖民主义；印度；欧洲中心主义；土地公有制；村社制度
谈及马克思对殖民主义与被殖民社会的看法时，人们通常想起的是著名的“双重使命”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在此，马克思认为历史地看，英国的殖民统治不但打破了印度社会停滞孤立的状态，而且为整个印度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物质条件。因此，被殖民统治对古老的印度而言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即英国殖民者充当了推动印度社会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
回顾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会发现马克思在１853年论印度问题的一系列时评中表达的观点与《宣言》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宣言》展现了这样一幅社会发展的图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业化为标志的社会现代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而资产阶级则是推翻旧阶级和旧制度的最重要力量。因此，既然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那么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上的变革便是推动印度发展的必要环节。换言之，马克思对印度问题的看法是建立在他当时的社会发展观之上的，即他以西欧历史为根据而总结的固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过程：原始社会-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宣言》中尚未提及备受争议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马克思对殖民主义的看法广受诟病，甚至令马克思遭受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等的指责。一些后殖民研究者批评马克思提出的是一种“完全忽视在非西方社会中的殖民主体经验的欧洲中心型的政治解放”，萨义德甚至抨击马克思对非西方世界进行了种族主义的东方化。事实上，对马克思殖民问题观点的批评意味着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观的否定，即对基于西欧历史的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否定。然而，纵观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相较于1853年及之前的思想，后来的他无论在殖民主义问题还是在非西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都有更丰富和全面的思考。近年来，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Ⅱ)中马克思晚年的摘录、笔记的陆续整理出版，马克思在非西方社会问题的思考全貌得以被逐渐呈现出来。本文希望借助对马克思1853年以后论及印
度问题，包括其他非西方社会的文本及其晚年笔记的研究，呈现出马克思在印度问题和殖民主义问题的观点发展和转变，即从先前认为英国殖民统治可以完成“双重使命”并且推动印度社会的发展，转变为批判地看待殖民主义，认为其对殖民地传统社会产生的消极意义大于积极意义。由此，我们也能够一窥马克思晚年在社会发展理论的转变。
一、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双重使命”
文章开头所引的关于“双重使命”的段落来自马克思１853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时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结合同年另一篇同样著名的论印度问题的时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所谓的“破坏”与“重建”的具体内涵。
(一)破坏———打破印度传统社会的孤立、停滞状态
1853年的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批评被殖民前的印度社会处于非常孤立、几近停滞的状态，甚至直言印度“没有历史”，从根本上缺乏推动自身向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在马克思看来，印度社会的孤立状态首先体现在其基层社会结构即村社制度，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的村庄制度。在1853年6月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如此描绘印度的村社：“在某些这样的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同耕种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每个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在这种村社内部存在着奴隶制和种姓制。荒地作为公共牧场。妻子和儿女从事家庭纺织业。”马克思指出的是村社内部的公有或半公有土地所有制、村社内部存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村社中以家庭为中心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在他看来，村社的这些特性相当落后，极大地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马克思对村社制度给出更详细的描绘：
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通过农业和制造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
在这看似中立的描述后，他话锋一转，直指村社制度实际上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坚实基础：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换言之，印度社会的基层结构不仅不能为社会转型发展提供动力，而且自身就是巩固专制统治的最佳方式。无怪乎马克思忧心忡忡地认为亚洲社会亟需一场革命，否则难以向前发展：
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英国的殖民统治恰好可以从根本上破坏印度传统社会的结构，进而成为刺激印度迈入现代化转型的外来动力。亚洲的社会革命的完成既需要英国殖民者的破坏，也依赖于他们的重建。
(二)重建———建设现代化的生产、分工方式和铁路系统
马克思认为印度作为“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注定要成为“征服者的战利品”，但与以往其他侵略者不同，英国作为比印度高级的文明，其殖民统治将有着改造和提升印度文明的深远意义。这种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经济生产领域中，尤其体现在英国人对印度传统纺织业的彻底摧毁和重建上。
以手织机和手纺车为生产工具的纺织业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印度一度依赖向欧洲出口棉纺产品以换取贵金属。可如今，拥有蒸汽机和更先进科技的“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凭借更高的生产效率生产出价格更低的产品，这些价廉物美的棉纺品大肆侵占印度市场；此外，英国统治者还在印度推行更高效的现代分工模式，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传统分工。他们“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先是摧毁作为印度社会结构枢纽的纺织业，继而破坏作为基础社会结构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公社，英国殖民者无疑已经抽掉了印度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基石，传统社会结构的坍塌指日可待。
除了指出英国对印度传统的生产分工方式的破坏与重建，马克思还花了大量笔墨分析现代交通———铁路的建设给印度社会带来的深远意义。现代铁路将印度广袤的土地连接起来，大大地降低了村庄与村庄之间交通往来的难度，因此将极大地打破印度各村庄从前那种相互隔绝、呈原子状零星分布的状态，为社会内部的往来提供无数便利。而且，铁路系统的建设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工业水平的提高，直接地推动印度工业化进程。
马克思认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还达成了诸如实现印度的政治统一、训练现代化的印度军队、推行土地私有制、培养具备现代知识的新阶层等成就。客观上说，英国的殖民统治的确为印度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奠定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并且是推动这个消极停滞的古老社会发生变革的关键外部动力，如果不是唯一动力的话。
二、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的批评以及马克思关于印度的知识的来源
不难想象，马克思1853年发表的这番关于印度问题的言论将会遭到猛烈炮轰，其中批判火力最集中点聚焦于对马克思的欧洲中心主义与东方主义立场的抨击。所谓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主要体现为这样两种观点：1.西欧是世界经济的、政治的、理论的乃至人种的中心，认为西欧社会相比于其他社会而言具有优越性；2.西欧资本主义文明和历史具有普遍性，因此全世界都应该按照西欧模式发展自身。所谓东方主义，按照萨义德的说法，则是指西欧社会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与其说是真正关注非西方社会的真实状况，不如说是在以建构“西方经验”为目的而打造一个东方的“他者”。诚然，如果仅仅从1853年的两篇论印度的文章看，马克思显然难以摆脱这些指责。在马克思看来，考虑到印度社会的孤立与长期停滞，被更高级的英国文明殖民是印度迈向现代化的必要阶段。
本文并不旨在为1853年的马克思辩护，而仅仅意图初探其关于印度知识的来源，进而指出马克思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囿于当时盛行于欧洲和英国知识界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马克思很可能在没有仔细辨别知识来源和充分反思流行观点的情况下做出了对印度问题的草率分析。
马克思本人从未到过印度，甚至没有去过他所论及的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而且从现有的材料看来，在1853年以前马克思基本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印度历史。那么，马克思关于印度的知识的来源是什么呢?在马恩1853年6-7月的通信中，马克思曾多次提到一位法国人弗朗斯瓦·贝尔尼埃(Fran?ois Bernier)的印度游记。他在1853年6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论述东方城市的形成方面，再没有比老弗朗斯瓦·贝尔尼埃(他在奥朗则布那里当了九年医生)在《大莫卧儿等国游记》中描述得更出色、更明确和更令人信服的了。”随后，他又提到：“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可见，马克思关于印度的相当一部分知识来源于这位在印度居住了12年的法国医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游记，甚至称赞贝尔尼埃的书“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贝尔尼埃1670年从印度回到欧洲后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印度游记，他在书中多次声称在印度只有统治者一个人占有所有的土地：
只要了解国家的情况和独特的管理制度，对所有这一切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国王是国中全部土地的唯一所有者，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是，整个首都，如德里或阿格拉，几乎完全靠军队生活，因此当国王要在某个时期出征时，全城的人都得随同前往。
贝尔尼埃的相关论断被孟德斯鸠和黑格尔解读为东方专制主义的主要表现。事实上，贝尔尼埃的言论完全经不起历史学家们的推敲：印度在被殖民统治前早已存在土地私有制。
尽管与事实相去甚远，贝尔尼埃关于印度传统社会的诸多看法仍然流行于18、19世纪的欧洲知识界，而其中所蕴含的东方主义乃至种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也一度被不加反思地采纳。本文并非想把马克思塑造为这一流行观点的“受害者”，仅仅是想指出马克思当时关于印度的知识的来源本身很可能就深深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偏见的烙印，以此说明这种偏见也许并非是马克思本人添加的。事实上，1853年以后的马克思展现了更多关于殖民主义的反思，并且在对印度历史进行了更系统的研究的基础上推翻了自己早前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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