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普洱茶产于中国云南边境，这一区域正好属于近年来广受历史地理研究关注的Zomia地区。自清代以来，随着普洱茶贸易网络在亚洲腹地的形成，大量汉族移民迁徙至六大茶山，使得西双版纳成为清中央王朝与傣泐地方政权、高地族群与低地族群交融互动的一个活跃地带。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可以对JamesScott有关Zomia的研究进行些许反思与思考。简而言之，Scott似乎过于强调政治和军事等“国家效应”在“高地”形成中的作用，而低估了更为缓和的经济（物质贸易）的影响。
关键词：普洱茶贸易；佐米亚；高地与低地；族群互动
一、“过程论”视野下的边境研究回顾
最近几十年以来，不断发展的理论挑战了将地理空间视为固定的观点，相反，学者们认为空间尺度（spatialscale）与地区配置（regionalconfiguration）是对政治与经济转变的回应，人文地理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动态地转变的。大致说来，这一观念的形成可以说是受到了两大法国学术传统的影响。首先，自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提出“空间的生产”以来，这一理论就被以后地理学家不断发展和延续，并经由唯物主义方法论应用到人文社会，揭示出政治与经济活动是如何生产出地理空间以及“表征”的。其次，由布罗代尔引导的法国年鉴学派强调文化与经济纽带型塑了世界各个“地区”的研究传统，也对区域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个传统都为WillemVanSchendel在研究亚洲内陆／南亚的过程中提出的极富创建性的概念“Zomia”奠定了基础。作为亚洲高地边境的一个替代性概念，Zomia这一概念的提出引发了对地区研究模式的一系列质疑。WillemVanSchendel指出二战以后的“区域研究”（areastudy）在对地区进行分割并进行专门研究的过程中，导致出现了一些被忽略的地理（geographiesofignorance），他将这些被忽略的边境地带称之为Zomia。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将Zomia的概念缩小到WillemVanSchendel所指范围的东半部，即包括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与越南、缅甸、老挝等交界的区域。他进一步指出Zomia的社会结构具有部落性（Tribality）与平权（Equalitarianism）的特点，“低地”与“高地”之间的地理环境差异导致了当地特殊的“政治治理艺术”，山地成为许多人选择主动逃离平原“王国”的去向，使得边境兼具“边缘”和“退避”的政治与文化意义。Scott的研究所带来的启发是，分析某一区域的族群文化，必须将其纳入一种与当地环境关联互动的维度当中，才可能多角度地阐释在国家一体化的结构过程中，各族群之间、族群与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如何采取“策略定位”（strategicpositionings）发展出与其复杂地形特征相匹配的文化认同。此外，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高低”与“低地”之间的商品交换在历史上区域地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譬如ArjunAppadurai称之为“过程地理”（processgeography）的方法论主张，即最好将“区域”视为通过“主题”创造出不同地形的“初始语境”，而不是将其视为被不同先在的主题标记出的固定地形。这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响应。纪若诚（C．Patterson）从市场、商帮、货物、商业组织等各方面分别加以描述，重新勾勒出了清代云南边境的贸易往来网络。他认为，这些网络将Zomia山区和中国与全球化的变革联结在一起，对这种“流动性”的研究可以揭示出隐藏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变化的地理学。此外，Deleuze和Guattari提出了一个更广泛和激进的观点，即将边境的“归域”（reterritorialization）理解为一个“统一的社会星群”（aunifiedsocialconstellation）的生产，即“装配”（assemblage）概念。这也进一步启发了KimDovey将地方视为处于“国家”和“市场”两种不同的“社会－空间分隔带”（socio－spatialsegmentarities）之间的“配装”的主张。国外学者外，中国学界也逐渐对斯科特的Zomia研究展开了讨论与反思，如龙圣对山地族群政治选择多样性的思考。
云南省西双版纳为清代横贯亚洲腹地的普洱茶贸易的源头，在这一地理环境和族群构成都极为复杂的边境地区，普洱茶成为当地各山地民族与外界互通有无的重要物资。本文将以普洱茶的流动为线索，探讨清代生活于云南边境的“高地”民族是如何通过普洱茶这一特殊商品与“低地”政权（傣泐土司）以及清中央王朝实现博弈互动的。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分别从政治、宗教、市场、族群等角度讨论了不同因素在历史上对西双版纳地理和文化的影响。如Cohen通过对活跃于中国、缅甸、泰国边境地带的南传上部座佛教宗教领袖KhrubaBunchum的活动分析，认为这种由宗教信仰所连结起来的想象的神圣空间事实上形成了一个跨国界的“佛教王国”，超越和挑战了现代“民族－国家”所主导的“边界”话语权。谢世忠认为西双版纳自称为Lue（泐）或者Tai－Lue（傣泐）的傣族在历史上曾经是夹在中缅两大政权中的一个独立王国，这个王国处于中、缅、暹罗等强权环伺之中，以傣王ChaoPhaendin为认同象征，以区别于语言文化上极为相近的泰语各邦。AnnMaxwellHill试图去回答为何在地理环境上占优势的傣族在普洱茶贸易中却未能占据主导地位，她认为前人主张的“文化决定论”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还应该从“地理－市场结构”“政治－社会阶层”来进行分析，强调了市场、政治和文化在西双版纳茶叶贸易中的综合性影响。濮德培（PeterC．Perdue）指出西双版纳地区盛极一时的商帮和普洱茶交易，体现了边境族群通过迎合中原王朝统治者可以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但在此过程中却也付出了边缘身份进一步强化的代价。由于普洱茶本身特殊的“物质性”，对普洱茶近几十年来生产和消费的研究实际上也涉及到其历史角色的演变。洪伯邑以地理学研究方法切入，从普洱茶产业的发展轨迹里，观照中国西南边疆改变中之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指出当地少数民族与茶树、茶商和官员的日常互动型塑了边疆的地景样貌与人地关系。余舜德指出普洱茶的“物性”及其价值并没有一套客观存在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实际上是在茶人、茶商及消费者的品尝行动与交织互动中逐步建构的。张静红认为普洱茶的形象转变与其产地的文化表征之间具有密切联系，普洱茶由一种古代的边缘社会消费品转变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时髦体现出一种“交替真实性”（alternativeauthenticity），而这种“交替真实性”是多变的社会图景的一部分，也体现了人们对国家、地区和个人身份的理解的转变。
本研究尝试将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对“物质”流通的追踪与“族群互动”研究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结合，力图呈现出中国西南边疆的“物质文化”研究对于学科理论范式之特殊意义。具体而言，本文将展现随着清代西双版纳普洱茶加工贸易的兴起，茶叶是如何将生活于不同海拔、不同环境中的各族群勾连在一起的：普洱茶的生产培植群体（高地少数民族）与其代理人（傣泐贵族阶层）、长途商贩（回商）与大的坐商（汉商）、当地的平地统治者（傣泐土司）与清中央政权等不同群体，是如何围绕茶叶这一重要物资而展开互动博弈的。
二、清代云南普洱茶产区的地理与族群分布特征
普洱茶的产地云南位于中国西南部，“云”与“南”顾名思义就是距中国本部（中原）很远的意思。自古以来，有许多非汉族群生息于此。这些族群大多分属藏缅、傣及孟－高棉语族（Mon－Khmer）。这个地区也是被汉人在政治、文化及人口上征服的最后地区之一。事实上，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在民族地区推行的民主改革完成之前，云南边境很多少数民族仍直接受当地世袭贵族和头人的统治，属于国家行政权力的边缘地带。这也正印证了Scott所归纳的Zomia地区的一个特点———赋税和主权国家覆盖之外恰恰就是少数民族或“部落”开始的地方。云南正是中国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省份。在滇西南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边境环形地带，其地貌大致可以分为高地和低地两类，高地主要是中低山地，低地是河谷坝子（盆地）。低地居住着傣族和汉族等民族，从事水田灌溉农业；高地居住着彝、独龙、怒、傈僳、景颇、佤、布朗、拉祜、基诺、瑶、苗等民族，从事刀耕火种农业。
普洱茶的核心产区在西双版纳地区。据《滇系·山川》记载：“普洱府宁洱县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二百二十里曰莽枝，二百六十里曰戈登，三百四十里曰蛮砖，三百六十五里曰倚邦，五百二十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漫撒山，即易武山，在府南三百八十五里，为易武土司所管。”“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厅素有茶山六处，曰倚邦，曰架布，曰嶍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据樊绰《云南志》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林超民认为“银生城”指的是南诏所设“开南银生节度”管辖的区域：“银生城管辖的范围还有奉逸城和利润城，奉逸城在普洱县，而利润城在今天勐腊县的易武乡。”以上的史料记载均表明普洱茶并非产自普洱府，而是集中在今西双版纳地区以勐腊县易武乡为中心的六大茶山，且为易武的傣族土司所管辖。
从普洱茶的名称由来、其产地所涉及的各种明显非汉语语境的地名及其地理涵盖的范围来看，普洱茶的栽培自古以来几乎就是边境各少数民族的“专利”。有人认为，“普洱”是“步日”“步耳”的同名异写，“普”是“扑”“浦”“濮”等古代民族称谓的同音异写。“普洱”在清代普洱府设置之前，就有“普洱茶”这一称呼了。清代普洱茶的生产和交易中心都集中在“湄公河－澜沧江”以东的六大茶山。六大茶山分别为倚邦、莽枝、攸乐、蛮砖、革登和易武，从这些地名来看，明显都来自于边境各少数民族语言。如倚邦明代称磨腊倚邦，傣语意为有茶树、有水井的地方；攸乐得名于世居于此的基诺族，因基诺族过去被称为攸乐人；革登为布朗语，意为很高的地方；“易武”为傣语，意为“美女蛇居住之地”。
从海拔的垂直分布来看，一般是傣族和汉族居处最低，哈尼、瑶族占据高山，中山山地则分布着布朗、拉祜、佤、基诺等民族。而各个民族在微观垂直分布模式中所处的具体层位，又有着人文和社会历史根源。这既与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族源有关，另一方面，各民族对生境的选择也并非完全自由平等。如滇西的德昂族和滇南的部分布朗族等，数百年前都曾由于不堪傣族封建领主侵夺而不得不逃离盆地“避处山林”。因此，这些地方往往呈现出“强者居下，弱者居上，更弱者再居其上”的高低海拔分布特征。谁上谁下，取决于各民族的发达和强大程度。作为普洱茶的主要产区，西双版纳的茶树培植也受到海拔的制约。云南的普洱茶树一般分布于海拔1200-2000米之间，这一海拔区间也恰恰是各高地民族的分布范围。
三、以“召”（Chao）为核心的西双版纳社会结构
西双版纳地区最早被称为“猛泐”，也就是“傣泐人居住的地方”的意思。西双版纳为傣语，字面意思是“十二千田”。明隆庆四年（1570），当时的召片领（ChaoPhaendin）召温猛为了明确赋税负担，将其统辖区划分为十二个负担分成分封给十二个大臣，每个家臣领到一个版纳地，由此建立了版纳制度，西双版纳的地名也由此而来。六大茶山在1729年（清雍正七年）以前属西双版纳车里宣慰司管辖，是车里宣慰司十二个版纳中的一个版纳。1729年，清政府对西双版纳车里宣慰司进行改土归流，成立了普洱府，普洱府成立后清政府将六大茶山从车里宣慰司的辖地里划出，划归了普洱府思茅厅。
“召片领”在傣语中意为“广大地域之主”，即“国王”。在十二个版纳之下又设有三十多个“猛”（meeng），每一个猛都有两位主要的“召”（Chao），即“召官”（Chaoguan）或“召猛”（Chaomeeng），前者为政府行政首长，后者为猛的世袭领主。在西双版纳，傣人大致可以依出生而分成两种泛类：“召”（皇子、王子、贵族、统治者或有权势的人）与“非召”（即一般人民）。“召”是傣泐社会的统治阶级，而这个阶级的存在正是傣族社会维持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西双版纳境内的非傣山区族群如布朗、哈尼等，是并无“召”身份的人。召片领或召猛仅赐予较低的官位给山区部落领袖。
“车里宣慰司”则是源自于元朝以来中央王朝实施的土司制度，“车里”即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元灭大理后，开始在云南设立行省。由于一方面云南已数百年独立于中国之外，同时，元朝统治者也意识到当地族群情况复杂的事实，于是也授予各类官职给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头人，使他们形式上成为政府在当地辖区的委派管理人。这就是所谓的土司制度。它在某些特质上或某些特定时空中，颇类似殖民非洲的“间接统治”（indirectrule）政策。元贞二年（1296），元中央政府在西双版纳设立彻里军民总管府，武宗至大年间改称车里军民宣慰使司。这是汉文献比较明确地记载西双版纳地区的名称，虽然文献名称不一，如叫“车里”或“彻里”等，但这些名称指称西双版纳管辖的范围是确定无疑的了。此后，汉文文献一直称呼西双版纳为“彻里”或“车里”，颁发给西双版纳领主的大印或任命书等一般称呼为“车里宣慰使”。
传统的西双版纳社会以傣族为核心统治阶级，整个社会运转几乎都是围绕着为“召”提供的服务，这也体现在傣语的各个村寨地名中。人们常常以在日常生活中所承担的劳役为村庄命名，比如某村是为“召”做饭的，就叫“曼乍”，饲养大象的就叫“曼掌”，巡视水情的叫“曼开”，撑伞搀扶的叫“曼丈”⋯⋯其他族群的社会阶层往往取决于与傣族的亲疏远近程度，判断标准包括宗教信仰、语言、从事的工种等多个方面。如一位傣族僧人曾这样描述历史上傣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
哈尼族（Akha）不能信佛教，因为佛教是统治阶层———傣族信仰的宗教。Akha为傣语，意为“傣族的奴隶（Kha）”，因此不能和傣族通婚。佛教徒是傣族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甚至是傣王见了也要下跪。所以哈尼族不允许信仰佛教的，他们只能信鬼神。相比之下，布朗族和傣族更亲近一些，但也不能和傣族结婚。他们会说傣语，也有自己的寺庙，傣族允许他们信佛教。很多布朗族学傣语是为了为傣族服务，可以到傣族家里帮忙。他们的工种比哈尼族高一些。
而对于与傣族不可共融的关系，哈尼族也有自己的一套解释：“阿卡人不和傣族通婚，这是自古以来祖先定下的规矩，如果违背了会遭到诅咒。连我们祭祀的时候也不能让傣族人通过寨子，否则会遭致不幸。”
西双版纳各民族的族称反映出民族关系。傣族对其他民族一般使用蔑称，一般前面都加一个“xa”，“xa”在傣语中意为“杀；奴隶”，这个词充分显示了傣族是统治者，而其他民族是被统治者。在各民族内部，傣族对每个民族称呼又有差异，一般称布朗族为“布”或“满”（意为居住在山上的民族），带有贬义；称哈尼族为kha，布朗族称哈尼族为kɔ，二者在各自的语言中都是“奴隶”的意思。历史上傣族与布朗族关系密切，而与哈尼族关系较为疏远。因此，在西双版纳内部社会，以“召”为核心统治阶层，其他族群被依次分为几个等级，即“非召”的平民（傣）、“召”的家仆（布朗）、“召”的奴隶（哈尼），不属于“召片领”子民的其他周边山地民族，主要包括分属暹罗、老挝、缅甸等国的跨境民族。
大致说来，清代的西双版纳地区并行着两套政体：一为在召片领（傣王）治理下的“泐国”，一为清中央政权在边境推行土司制度的“车里宣慰司”。西双版纳与车里宣慰司乃是傣族和清廷对同一地理范围的不同命名。召片领为当地各族群所认同的“最高统治者”，但在更广的地理范围内，召片领充分了解他是位于中国皇帝、缅甸国王、云南巡抚或主席、思茅的地方首长等政府官员之下的。清政府也意识到了云南边境族群关系的复杂性，认识到要控制云南边疆，必须依靠当地傣族土司和贵族实行“间接治理”。因此通过颁发任命书、征缴赋税和贡茶等制度，以及改土归流以后“流官管土官，土官管土民”的政策，清朝廷基本认可了召片领在泐国的地方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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