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观形成于人从“我”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构建中国哲学必须从认识自己开始。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即获得了最具根源性的创造能力。认识自己既是人类运用、发挥这种能力的唯一途径，也是可能迷失自己、荒废自己宝贵能力的无形陷阱。精神劳动者在迫问自我的精神探索中发现了真实的我，也创造了人本身，创造了文化。中国文化的本体是先哲发现的真实的我——君子。中国文化的核心即中国人的世界观理论。构建中国哲学，需确立可使中国人的世界观理论跻身世界哲学学术平台的哲学观念——哲学是理论化的世界观，是形成于人在自我认知中发现的真理的知识体系。
[关键词]哲学；世界观；中国哲学；认识自己；真实的我
“‘文化自觉7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人民，都应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观理论。中国是以文化立国的文明古国，也是当今的世界大国，但中国人尚未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理论。2004年“中国哲学大会”明确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的理论目标，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我们以马克思的哲学为指导，对于这类具体问题也仍然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去回答和解决。”对于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就是构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理论的实际工作。
一、解放思想，重新认识自己
“建构今天中国人需要的哲学，首要的任务是实现哲学的解放和哲学家的解放。”唯有摆脱束缚我们多年的哲学观念，实事求是地探讨何谓世界观、如何构建世界观理论，才能实际展开构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理论的工作。
世界观是人特有的观念形式，形成于人从“我”的角度的认识。人是精神与物质的辩证统一体，精神成长与身体成长大体同步，都要14年～18年甚至更长时间，世界各国有关成年人年龄的法律规定大同小异。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精神成长过程就是“我”的意识从萌生、发育到成熟的过程，其成熟的标志是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即从“我”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根本观点。所以，无论什么人，只要在一定文化中长大成人、理智正常，都会在其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都可以自信地说：我对世界的根本观点是这样的；这就是我的世界观。当然，自发形成的世界观难免狭隘、功利、庸俗、偏私，不能明辨文明世界的大是大非，因而古往今来的任何民族、国家都必须拥有或构建自己的世界观理论，都要对其人民进行世界观教育。
“科学世界观”、“科学的世界观”等提法有待商榷。从根本上说，科学的观点是“从‘他’的角度得到的观点——是那些能被其他人证实或能为每一个人认同(或推翻)的事情”(P绪论)。万物按自身固有规律而运动，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人们要获得正确认识事物的科学成果，必须从“他”的角度认识事物，因而科学的观点不属于个人。即便提出哥德尔定理的哥德尔，也不能说“哥德尔定理是我的定理”，而只能说“我证明了这个定理”或“这个定理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人们崇尚科学，希望自己的世界观是对世界的科学认识，尽管这个愿望美好，却并不可行。人不是物，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是辩证关系：世界万物按其固有规律而运动，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要；人必须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变革和改造世界，需要发展科学为变革世界提供更好的工具；人也需要正确的世界观，为自己确立正确的变革世界的目标与原则。可以说，人永远都要从“我”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形成属于自己的、关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根本观点，当然也就永远都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如果未来某一天，人类的世界观真成了科学世界观——从“他”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于其中世界的根本观点——情况其实更糟。因为那意味着，人类已失去保持自我的精神能力，已在精神上为更高级智能生命所奴役，观察、看待事物的角度都是其设定的“他”、不再犯错误，宇宙中也就不再有属于人类的文明。
正确认识自己是形成正确世界观的根本，也是构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理论的基础。世界观形成于从自己的角度看待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人对自己的认识是错误的，对世界及其意义的认识也一定是错误的，对待世界的原则、方法就一定是错误的，一切思想言行就不能不南辕北辙，一个国家或民族亦如此。从中国人自己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可以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国家就会不断发展；脱离中国人自己的实际，盲从或照搬他人的理论、经验，国家就必然误入歧途，人民就要付出沉重代价。“在思维之中我们人类获得了我们最高的可能性，同样通过思维我们也可能陷入毁灭的境地。”建构中国哲学恰如建造一座宏伟建筑，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中国人自己，才能为这座宏伟建筑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认识自己：创造人的唯一途径与迷失自己的无形陷阱
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意味着获得了最具根源性的创造能力。认识自己既是人类运用、发挥这种能力的唯一途径，也是可能迷失自己、荒废自己宝贵能力的无形陷阱。对于当代科学与哲学而言，认识自己、认识我是重要课题。
人称自己为“我”，人认识自己就是认识人、探究人是什么、从何而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只能诞生于创造性活动，永远不会通过生物进化途径而直接转变为人。不过，限于当时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水平，恩格斯说的劳动还只是物质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现代科学发现，动物是能够制造工具的，现代类人猿的祖先在和人类的祖先没有分道扬镳时，可能已经具有制造工具的能力。这意味着，现代类人猿从其祖先发展至今，尽管在几百万年的历史中能够制造工具，但没有在制造并使用工具的物质劳动中被创造成为人。同理，人类也不可能仅通过制造并使用工具的物质劳动而被创造成为人。所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论断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人类学发现，在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超出自然进化的关键性因素——文化。格尔兹指出：“文化不是被附加在完善的或者实际上完善的动物身上，而是那个动物本身的生产过程的构成因素，是核心构成因素”；“没有文化的人类将可能不是内秀但未完善的猿，而是完全元智力从而不中用的畸形。”考古学发现，人类文化形成于不同的时期、地域，文化为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类所创造。立足百年来的科学成果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创造人自身的劳动包括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而创造文化的精神劳动是关键性和决定性的。
人类所以从事精神劳动，在于萌生精神及精神需要，在于生产出满足自己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动物有意识，却没有自我意识，“自知是人类的根本特征之一，可能是最根本的特征”。意识从动物意识即束缚于本能的意识发展为真正的意识，即可以同物质构成对立统一关系的意识，也就是发展成为了精神——以作为意识的我为意识立场的意识。人类神经系统出现了两个信息整合中心，一是人类与动物共有的、本能支配的信息整合中心，一是人类特有的、我所主导的信息整合中心，人类生活中因而出现同意义有关的、动物不会遇到的现象：我若心不在焉，事物就在眼前也会熟视而无睹，声音震耳欲聋也会充耳而未闻。瓦雷拉提出：“生命就是创造意义”，富于创见。但有必要补充一点：意义是相对我的存在，只有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同其生命有关的东西才呈现出意义。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对其生命有意义的东西不会表现出意义，也不会有意义的追求。人类萌生自我意识，一切生命活动决定于自己，生命因而具有了意义，也因而产生出新的需要，即对于认识自己以及通过认识我而阐释意义的意义体系的需要。精神劳动者所生产的、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也就是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自己是一种能力的标志，即人类在生物进化中获得的、最具根源性的创造能力的标志。认识自己、生产出满足自己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既是人类发挥、运用这种能力的唯一途径，也是可能迷失自己、荒废自己宝贵能力的无形陷阱。人类能意识到自己，也就拥有了创造出人本身的创造能力——可以意识到自己，就可能认识自己，获得正确认识自己的真理，从而定义自己、构建以我的真理为核心的意义体系，实现文化的创造、人本身的创造。问题是，人类所以能意识到自己，并非由于存在着一个客观的自己，人类大脑反映到了这个客观存在——否则认识自己就是实证研究可以圆满解决的具体科学问题——而是人类意识中的自己意识到了自己。就是说，人类意识因萌生自我意识而形成从“我”即自己的角度看待一切对象——包括看待自己——的意识角度，从而能够意识到自己。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只要意识到了自己，就必定是他们意识中的自己意识到了自己，并非他们的感官或大脑反映到了自己——如果人们的意识处于忘我状态，即他们意识中的自己忘记了自己存在的意识状态，他们也就意识不到自己，这同他们感官是否正常、大脑是否清醒毫无关系。所以，人类有反思的能力。即自己审视、评价正在主宰自己生命活动的自己的善恶是非的能力，“自我意识不仅仅只是有意识，而且知道你自己知道”。也就是说，我是镜像形态的存在——我存在，就一定有一个作为我的镜像的我也存在；我知道我知道，就一定有一个作为我的镜像的我知道我知道。总之，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在于人类意识从“我”的角度看待一切对象，在于人类意识本身就是一个自指系统，在于自己即自指即自己指称自己。
人类意识何以如此?有学者推测这是人类大脑进化的产物：“可能当脑对外部世界的模拟已变得如此完全，以致它必须包含一个自身的模型时，意识就产生了。”有学者认为：“这就是意识存在的理由。它是一个自反射回路”，它的功能是向“主体提供自身脑活动的图像”。抛开这些推论，人类面对的事实就是：我形成于“我”指称我，如果人们以为可以像认识世界万物那样认识自己，非要去寻找、发现一个客观存在的自己，那就必然陷入无穷无尽的悖论。毕竟，“虽然自指并不必然导致悖论，但一般悖论都以自指概念为基础”。可见，人本身只能诞生于精神劳动者追求对于自己的正确认识的创造性劳动——既追问自己又运用自己所标志的创造能力的创造性精神劳动。所以，人类必须认识自己，然而人类如果仅将自己当作认识的对象，为了认识自己而认识自己，就不仅陷入难以摆脱的悖论，也等于自己荒废了自己最宝贵的创造能力。
人类创立科学，越来越深入地探索着宇宙万物的奥秘，但以自己为认识对象却一筹莫展。人以我指称自己，而每一个我的体验、感受都是唯一的，是难以在语言中准确表达的。人类大脑的物理过程如何引发宇宙间唯一的主观性体验?心灵哲学家认为这是困惑整个心灵哲学学科的“难题”，科学家确信经验科学对此无能为力。有学者倡言创建“第一人称科学”，以取代现有已取得无数成果的科学——从“他”的角度出发认识事物的科学，但问题是从我的角度认识我，成果也是主观的，如何具有普遍真理性?显然，“第一人称科学”带来的问题比它期望解决的问题更难以解决，当然无法得到认同。“所有元数学和计算机理论的限制性定理都说明。你永远不能完整地表示自己。……寻找关于自我的知识就像踏上了这样一条路途。它永无尽头，它不可描述”。
在西方哲学范式下，哲学家以一切存在的本体解释世界，也按照这一方式解释自己、我与人，至今未摆脱“自己认识自己”的悖论。将我归结为客观实在或客观实在所决定的存在，将我归结为反映客观实在的抽象观念，似乎可以通过发现客观实在的必然法则而把握自己，等于自己将自己归结为没有自己个性的物。将我归结为独立于客观实在的精神，虽然肯定人是自己的主宰，却难免妄自尊大、不自量力、四处碰壁。说到底，思想永远是“我”的思想，追问“我”的思想也还是某个“我”的思想。人永远通过思想追问“我是谁”，也就永远是“我”在追问“我是谁”，永远不可能真正认识“我”。有人问泰勒斯：“何事最难为?”他答道：“认识你自己。”尼采说：“我们无可避免跟自己保持陌生，我们不明白自己，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知者’……”
认识自己、认识我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课题。就其本质而言，人文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的科学。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对于“人”的概念规定，既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判断社会现象善恶是非的根本尺度，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基石。问题是，人们如何定义“人”，这并不是任何科学学科通过经验、实证的研究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人类只能通过宗教或哲学的非实证的、形而上思考才有可能解决的形而上问题。对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这个问题就是当代哲学的社会本体问题，亦即古老的“我是谁”的问题——人以“我”自称，人们如何认识“我”，也就如何定义“人”，也就如何构建自己的社会。
西方哲学家有关我与人的探索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建设有重要意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创了对于我的系统研究。弗洛伊德提出，人格结构形成于本我、自我、超我三者间的矛盾统一，揭示了我的多元结构及其内在矛盾，使人类认识到我的多重性与复杂性。海德格尔深刻反思了西方哲学范式在认识人与我的问题上的局限，认为西方哲学范式将人与物归结于统一的存在，以为发现存在的本体就揭开了世界万物之谜，这阻断了正确认识人的通道。然而，哲学既产生于人也为了人而存在，因而海德格尔晚年对哲学深感失望而皈依宗教：“哲学到此结束”，“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胡塞尔力图通过交互主体性概念解决社会本体问题，但交互主体性如何可能?胡塞尔对此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而学界一般认为“胡塞尔没有解决交互主体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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