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考察20世纪以来的12次金融危机的基础上，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根源进行了研究，并结合我国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面临的形势，提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将过去100多年引发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与我国当前的金融形势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面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形势十分严峻，必须在党的领导下，采取打击金融腐败、适当收紧货币政策、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维护币值稳定、加强金融科技监管等相关政策来防止系统金融风险的发生。
[关键词]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安全；金融监管；金融政策；金融形势；金融科技；金融危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进人新常态，经济转型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推进给金融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防范金融风险和保障金融安全成为我国金融工作的重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防范金融风险和保障金融安全工作。2016年5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去产能、去库存是为了调整供求关系、缓解工业品价格下行压力，也是为了企业去杠杆，既减少实体经济债务和利息负担，又在宏观上防范金融风险。2017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2017年7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过去100多年，世界各国金融体系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金融危机，其对一国经济的危害巨大，甚至危及国家政局的稳定。2008年，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次级贷国际金融危机，其产生的连锁效应对欧洲各国都产生冲击，希腊等欧洲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并严重威胁国内政局稳定。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目标，并要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实现两个“百年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但是，金融也是现代经济中的复杂利益体系，腐败、投机以及客观的不确定性常常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积累的根源，也是威胁国家金融安全的核心要素，人们必须加强金融风险的研究并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从而确保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目标。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相关研究评述
金融天然与风险伴生，但系统性金融风险事关全局、危害巨大。自William提出用系统性风险(Systematic Risk)来衡量市场总体风险之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相关研究就一直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一般认为，其提出的系统性风险是指无法通过分散方法来消除的微观市场总体风险，而系统性金融风险常常是指宏观的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这种系统性金融风险常常引发金融危机。
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级贷款金融危机，使得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成为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共识。我国学术界在这次危机后掀起了关于宏观审慎监管和系统金融风险的研究热潮。
第一，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内研究人员认为，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内容和相关制度及机制框架设计等方面，这些研究为建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如李妍提出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认为我国需要完善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加强中央银行、财政部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付刚提出要确立宏观审慎监管分析方法，明确系统性金融风险管理职责。何德旭、吴伯磊、谢晨提出应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周小川对宏观审慎框架的形成背景、内在逻辑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成为中央银行制定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重要参考依据。第二，学术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涵及其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这对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共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张晓朴从金融危机的认知角度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梳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演变机制和成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此外，马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经济学含义进行了论述，王国刚对系统性金融的内涵和机制进行了新的阐述，并提出了新的对策建议。第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关系的定量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大量的实证研究文献开始涌现，这些文献主要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为金融监管决策提供了量化的依据。如巴曙松、王凤娇、孔颜对矩阵模型、网络模型、违约强度模型、信用风险模型和综合化经营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测量方法等系统性风险的度量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葛志强、姜全、闫兆虎运用“五系统加权法预警模型”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张宝林、潘焕学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影子银行推动了房价上涨，而房价上涨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陈守东、王妍利用极端分位数回归技术对上市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进行了实证分析。沈悦、郭培利、李巍军采用因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房价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此外，许涤龙、陈双莲等学者也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
此外，面对日益严峻的金融风险形势，学术界关于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对策研究为金融监管部门及相关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了参考。如刘志红提出通过国家审计工作可得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相关线索。马建堂等对我国杠杆率进行较为全面的估计，分析了高杠杆率的风险，提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建议。张维提出国家审计可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级贷款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学术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不断深入，形成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重要文献，但是，如何立足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如何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并结合人类历史上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经验，为我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出针对性对策的研究还较少，因此急需进一步加强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关于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安全重大论断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央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坚定态度和决心，是金融学术界和实务界做好系统性金融风险相关研究工作的权威指引。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考察
系统性金融风险危及整个金融体系，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一个经济体系的危害较大，甚至引起政局更迭，这一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为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根源进行深人研究，笔者重点考察了人类历史上自1900年以来的12次金融危机，它们分别是1907年的美国(还有法国和意大利)金融危机、1920--1921年的英国(还有美国)金融危机、1929年的美国股票市场危机、1931一1933年的欧洲金融危机、1950--1960年的国际债券市场危机、1974—1975年的美国(覆盖全球)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1979--1982年的美国(覆盖全球)金融危机(如美元危机、美国农场危机、石油危机、世界债务危机)、1982--1987年的美国股票市场危机(黑色星期五)、1990年的日本房地产市场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7--2008年的美国(还有英国、爱尔兰、冰岛、西班牙、希腊)次级贷款金融危机。通过对上述危机的综合考察，笔者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一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参与者出现盲目乐观，投机和金融腐败行为盛行，市场狂热情绪不断升温，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行为因素。详细考察每次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可以发现，在危机发生前，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对金融市场出现的问题一般都盲目乐观，对即将发生的风险及危机缺乏心理准备，所有参与者都成为套利者，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的合理准则常常不被重视，投机与合谋腐败演化为集体非理性的行为选择。一般来说，金融市场的“理性”通常适用于理论假设，而“非理性”则是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真实特征。也正是金融市场的非理性行为支撑了金融市场的自动运行，并满足参与者的投机“梦想”，这种梦想最终导致情绪狂热，成为每一次金融危机的显著特征，也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此外，笔者在考察12次金融危机时发现，每一次危机发生前都出现过标志性的投机狂热事件，其中，以股票市场的狂热最为显著。在1929年的美国股票市场危机、1982--1987年的美国股票市场危机(黑色星期五)、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7--2008年的美国(还有英国、爱尔兰、冰岛、西班牙、希腊等国家)次级贷款金融危机发生前，相关国家都出现了金融市场的狂热。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发生前，美国华尔街的衍生金融工具如CDS(信用违约互换)放大投机狂热情绪，成为金融市场情绪狂热的“经典”事件。
第二，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商业银行为追逐利润，通过过度投放信贷，成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因素。银行作为主要的金融机构，也是一国货币创造的重要参与者，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伴随着银行危机，并且出现银行倒闭事件。但是，在每一次金融危机之前，都存在银行系统信贷过度投放的现象。银行系统过度投放信贷本质上是由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良好预期所推动的，如果银行自身对实体经济的增长预期准确，信贷投放则是银行实现利润的重要来源。不过，实体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征通常使银行资产负债出现期限错配，因此，信贷投放对银行业而言常常成为一种投机行为，这种投机行为最终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大幅增加。因此，对一国的宏观金融体系来说，整个银行体系的信贷过度投放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直接根源。当然，银行系统的信贷过度投放跟中央银行的宽松货币政策直接相关，这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因此，信贷过度投放和通货膨胀也都成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政策因素。
第三，债券市场出现连续违约、房地产等资产泡沫崩溃成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市场因素。债券市场是标准化的信用交易市场，而信用是金融体系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础。债券市场危机基本上成为金融危机的“标配”，债权市场危机的根源是连续违约。根据债权市场的信用评级方法，债权市场可以容忍一定比例的违约，但是，如果出现连续违约现象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债权市场违约包括国内和国外债务违约。笔者考察12次危机时发现，危机前债券市场出现连续违约的现象。比如1950--1960年的国际债券市场危机、1979--1982年的美国(覆盖全球)金融危机(如美元危机、美国农场危机、石油危机、世界债务危机)、1982--1987年的美国股票市场危机(黑色星期五)、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发生前，都出现了相关国家债务连续违约的现象。同时，资产泡沫崩溃基本上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标志。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人类在资产定价领域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确定性的标准，现有资产定价理论与方法都存在天然的缺陷，大量的资产定价只能基于不完全的合同来确定，即使在标准化的交易所市场，我们仍不能找到确定性的资产定价方法，因此，资产价格泡沫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笔者考察12次危机时发现，每一次危机前都存在资产价格崩溃的现象，美国经济家明斯基把这一崩溃转折点称为“明斯基时刻”。其中，在1990年的13本房地产市场危机和2007--2008年的美国(还有英国、爱尔兰、冰岛、西班牙、希腊等国家)次级贷款金融危机中，房地产市场产生的资产价格泡沫崩溃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发危机的重要市场因素。
第四，国际资本流动异常、货币贬值压力增加成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因素。国际资本流动异常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情况一般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金融体系相对脆弱，当资本流人过多会引起通货膨胀，资本流出过多则会引起货币贬值，因此，资本流动异常就成为发展中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在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由于资本流动异常引发危机加剧，相关发展中国家被迫重新实行资本管制，限制资本流动，并向国际金融机构调集头寸应付危机的压力。此外，在开放的金融体系中，一国货币贬值本来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出现大幅贬值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导致金融危机。我们发现，在危机前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出现货币大幅贬值的压力，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综上所述，通过对金融危机事件的考察，我们发现了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揭示了相关风险因素，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因素发生的过程，从而较完整解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涵以及传导机制，为制定相应的对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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