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强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实践看，处于赶超阶段的新兴大国需要自己的经济学。引领俄罗斯崛起的普京政治经济学并非转轨经济学的一个特例，而是参照发这国家历史经验、结合俄罗斯国情、体现着普京的鲜明色彩与个人抱负的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本文通过总结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重大政治经济举措，包括对寡头的改造、再国有化、限制跨国公司在俄罗斯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和培育本土企业等政策实践，系统阐释普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当然，在今天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俄罗斯经济发展不稳定的情况下，普京政治经济学也面临严峻挑战。
关键词：普京政治经济学；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源民族主义；寡头
一、大国需要自己的经济学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十个年头，世界经济终于告别危机，迎来逐步向好局面。全球经济增速和增长预期提升，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企稳回升。但地缘政治格局仍处于剧烈变动之中，民粹主义势头上升，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风潮对世界经济依然形成负面冲击。在此背景下，尤其是在美欧等西方国家延长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情况下，经历了2015、2016年连续两年的经济衰退，2017年俄罗斯经济走出衰退实现增长，成为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经济表现最好的一年。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测，2017年俄罗斯经济将增长2．1％。因此，普京总统称2017年对俄罗斯而言是“成功之年”。2017年12月6日，普京正式宣布将参加201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在此后的一系列活动中，普京提出了“保护本国制度稳定和社会共识、保持和增加人口数量、建设新经济和促进北极远东西伯利亚等地区发展、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保持自身独特性并恢复世界主导地位”等竞选主张。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社会舆论”基金会近期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81％的俄民众认为普京在总统职位上“干得好”，68％的民众表示，若举行大选会投票给普京。根据俄罗斯当前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普京胜选连任几乎毫无悬念，这意味着普京即将于2018年5月开始其第四个总统任期。
回望2000年，普京首任俄罗斯总统时从叶利钦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几近崩溃的国家——面临着沦为世界二流或三流国家的危险。2012年，当普京第三次在克里姆林宫宣誓就任总统时，俄罗斯已经走在重新崛起的道路上。但2014年以来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地缘政治冲击，一方面使俄罗斯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也使俄罗斯面I艋的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尽管俄罗斯还有不少内忧外患，但任何一个尊重历史的人，都难以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一在俄罗斯历史上，普京创造了奇迹。当然，赞美普京的人容易将其理想化，仇视普京的人则将其妖魔化。对普京似乎没按“规则”出牌的政治经济举措，有人说无法用“理性”来理解；对普京一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治国方法，有人说普京没有跟随任何一种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确，普京应用的是一套俄罗斯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思想体系——普京政治经济学。
世界舞台是大国角逐的竞技场。作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技战术理论，经济学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适合所有国家的通用经济学是不存在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最大程度体现主导性大国利益的经济运行逻辑。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英国统治全球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落后国家通过学习《国富论》成为像英国那样富裕强大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因遵循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而进入高收人国家行列。从古至今，无论是英国的《国富论》还是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各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的目的和作用都是为霸主服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而是维护等级森严的世界体系的规训。
从强国崛起的历史经验看，大国需要自己的经济学。德国之所以在近代崛起，思想上得益于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希·李斯特(1789—1846)的开拓性工作。19世纪上半叶，在弥漫全德国学术界的思辨氛围中，李斯特是一个惊人的现实主义者，他建立了德国自己的现实主义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主张以历史的方法研究国民经济，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李斯特一直站在德国国家利益的立场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并主张以国家的力量帮助本国工业实现成长。因此，李斯特著名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早期曾被翻译为《国家经济学》也就绝非偶然了。李斯特从西欧各国历史研究中得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而非仅英国模式一种。传统的李斯特主义建立在三个递进关系的基石上：生产力理论、工业优先理论和国家干预理论。在生产力理论中，李斯特指出，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李斯特认为，创造财富的能力集中体现在一国工业能力上，因此优先发展工业具有重要意义。李斯特进一步指出，生产力理论和工业优先理论体现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如何发挥国家作用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保护和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可见，如果没有李斯特，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德国可能会在继续甘愿以谷物换取英国的制成品中丧失发展时机。
需要指出的是，李斯特思想体系的建立受到当时的另一新兴经济体——美国的巨大影响。美国学派是美国开国元勋、宪法起草人之一、首任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的一种保护主义结合内向型工业化的政策理论体系，在美国南北战争后成为美国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石，使美国经济迅速赶超英国。美国学派诞生后不断发展，以亨利·凯里为代表的第二代和以西蒙·帕滕为代表的第三代美国学派学者反对李嘉图的学说，认为李嘉图的体系是造成矛盾的体系，他们试图通过调和美国的生产关系促进经济发展。1885年美国经济学学会宣告成立，1886年《政治科学季刊》和《经济学季刊》创刊，1890年《政治经济学杂志》创刊，美国经济学逐步发展壮大。美国学派延续下去发展出美国制度学派(老制度学派)，以凡勃伦为代表人物，他保持了美国学派前辈的传统，把经济发展视作一个“过程”来研究制度的发展和变化，重视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角度研究经济的“质”。
同样，日本的崛起依靠的也是自己的经济学。大久保利通发现日本与英国差距如此巨大之后，并没有听信英国富裕之后怎么说，而是研究英国是怎样走向富强道路的，之后民治维新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与日本民族文化性相结合，采用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某些观点和英国的重商主义历史经验，成为第一个非欧洲工业化国家。
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实践看，处于赶超阶段的新兴大国更需要自己的经济学。国家富强不是靠完善市场机制就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的，盲目推崇所谓主流经济学理论，没有政治引导和国家保护，国民经济迟早会成为寡头的私产或外国的附庸，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执政下的俄罗斯就是鲜活的例子。苏联解体后，激进改革派按照美国推销的休克疗法“肢解”了俄罗斯经济体系，造成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综合国力的急剧下降。2000一2012年，在两任总统和一任总理任期内，普京实现了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2012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达到1．4万美元，在金砖国家里位居第一；并且连续十年实现了居民收人的增长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速，被联合国称为“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普京的政绩的根源无法用当前主流经济学解释，普京的大部分经济政策与现代市场经济学所推荐的“正统”教义相背离，俄罗斯的发展依靠的是大国自己的经济学——普京政治经济学。引领俄罗斯崛起的普京政治经济学并非转轨经济学的一个特例，而是参照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结合俄罗斯国情、体现着普京的鲜明色彩与个人抱负的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
当然，在今天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俄罗斯经济增长不稳定的情况下，普京政治经济学也面临严峻挑战。高油价为俄罗斯积累了财富，增加了人民的福祉，但却使俄罗斯经济至今没有摆脱对能源出口的依赖，致使俄罗斯经济增长受制于世界市场石油价格的波动，俄罗斯各界都在呼唤改革和创新。当前由于石油价格低迷，美欧对俄实行联合制裁，俄罗斯如何走上经济稳定增长之路、重新振兴其大国地位，也是对普京政治经济学的考验。
依照罗伯特·吉尔平的划分，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分为三种路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激进主义。本文从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总结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重大政治经济举措，包括对寡头的改造、俄罗斯的再国有化、限制跨国公司在俄罗斯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和培育本土企业等政策实践，系统阐释普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
二、改造寡头：从分利集团到共容性利益集团
叶利钦留给普京一份危险的政治遗产——寡头垄断经济和干预政治。如果触动寡头的利益，普京的政治前途将充满荆棘。然而，长期的国家安全部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使普京知道如何动用国家力量驯服寡头。为使垂危中的俄罗斯恢复元气，为使曾经辉煌伟大的俄罗斯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普京誓言要“把寡头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事实上，普京并没有终结寡头，而是采取多种方式把俄罗斯寡头的性质从有害的分利集团转变为共容性利益集团，也就是使之创造的财富主体服务于国家复兴和人民富裕。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现实主义为如何评判寡头的是与非提供了最简单的路径：是作为共容性利益集团服务于国家和人民，还是作为分利集团掠夺国民财富、危害国家利益。如果是前者，国家应该强化寡头的竞争优势；如果是后者，国家应该使用政治力量进行纠正。普京首任总统后规范作为分利集团的俄罗斯寡头，不仅是收回他们具有“原罪”性质的财产，更是俄罗斯政治振兴的开始，它是奠定普京未来政治经济之路的基石。
(一) 寡头财富与权力的二维码
休克疗法使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迅速坍塌，但市场经济却没有像叶利钦承诺的那样迅速建立起来，俄罗斯出现了权力与财富的真空。在衰败的政治生态下，叶利钦启动了20世纪最大规模的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俄罗斯遭遇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盗窃和抢劫。当时大权在握的原苏共内部的既得利益阶层和特权阶层成员迅速将权力变为资本，成千上万的原苏联国有企业经理非常精明地利用“无偿私有化”和贱卖国有资产而暴富，而畸形的“贷款转股份”计划作为一场浮士德式的赤裸裸的政治交易，则把这些企业从经理们手中转移到少数实力强大的金融工业集团——俄罗斯寡头手里。俄罗斯寡头是在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俄罗斯大资本的代表，是叶利钦时代既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又控制国家政权的特殊利益群体。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寡头政治表现为政治权贵与经济大亨相互勾结，以俄罗斯的未来为筹码实现各自的私利。在这场交易中，俄罗斯人民的利益被全然出卖了。
1992年6月11日，最高苏维埃最终批准了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制定的私有化计划，核心内容是从1993年1月到1994年6月大约18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大部分企业的私有化。作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私有化的总设计师——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阿纳托利·丘拜斯的核心目标既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通过把所有制从国家转为个人，丘拜斯准备永远摧毁全能的苏联式官僚体制的支柱，迅速创造一个愿意为资本主义而战的选民阶层——新的私有财产所有者”，“而且，丘拜斯自然也不反对用私有化的收益来填充已经灾难般空虚的国库。但是，所有这一切潜在的好处都是第二位的，都是可以为最核心的目标而牺牲的”。
迅速的私有化使俄罗斯付出了高昂的社会经济代价，价格自由化使绝大多数俄罗斯百姓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在这种情况下，“想快速将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一结果，即大部分财富将转移到原来的上层集团中居于有利职务的官员手中，这些人与那些制定政策的人有着最紧密的联系”。的确，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准确知道企业的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实际得到了多少好处，事实上这已构成对国有资产的偷盗和抢劫。但是，“经理们的确以低得可怜的计划价格把设备和产品卖给了他们的朋友、亲戚和同党，这些人又以高价转卖或出口。经理们与外国人和其他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将资产和机器设备白白地转移到这些企业，因而从中获取大量的个人好处……这种诱惑是巨大的，合法交易与非法交易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
为了使苏联时期的国有企业经理们侵吞国有资产合法化，丘拜斯提出了最为慷慨的私有化方案——允许企业工人和管理人员以名义性的价格购买其所在企业51％的具有投票权的股份；为了最快以及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大众支持，丘拜斯提出了一项将“苏联留下的财产直接给予俄罗斯人民”的措施——向每位俄罗斯公民发放1万卢布私有化证券，用以支付分配给他们的企业股票的名义费用等。这就是叶利钦时代著名的俄罗斯国有资产“无偿私有化”。
无偿私有化提供了将大量国有资产向私人手中转移的“历史性机遇”。1992年开始的私有化只不过为“资本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提供了法律依据，具有平民主义色彩的证券私有化并没有“形成作为市场关系基础的广大私有者阶层”，反而成了各级官僚和各种基金会大量收购居民手中的私有化证券(很多平民百姓的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只换得了一瓶伏特加酒)、将国有财产变成私人财产的一种合法手段。具体来看，通过大规模的无偿私有化，企业领导人利用私有化法律所赋予的对企业股份的一定控制权，开始收购私有化证券，聚敛财富并逐步把企业置于自己的掌握和控制之下。到1994年底，将近2／3私有化后的大中型企业的控制权落到了苏联时代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手中——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合法化了。
立即询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