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国时期，司徒雷登因担任驻华大使而一度成为美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但作为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校长，司徒雷登曾长期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并以兴办教会教育为己任。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他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和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极力倡导燕京大学的中国化、世俗化和世界化改造，不仅成功铸造了燕京大学的辉煌，使之成为众多教会大学中的翘楚，而且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转型和中西文化交流。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推行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果，是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司徒雷登；燕京大学；高等教育；大学教育观；中国化；世俗化；世界化
五四前后，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迅速东来和中国教育体制的新旧更替，西方宗教势力在华兴办教育事业也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教会大学开始进入在华发展的黄金时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教会大学中，由司徒雷登掌校的燕京大学独树一帜，业绩斐然，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与国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并列的著名学府。对于燕京大学取得的办学成绩，不仅南京国民政府多次予以褒奖，当时的教育界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现在之燕大，非特于全国学府中首屈一指，即于国际学府中，亦增一新生力军”。曾来华留学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提到：“燕京大学在校长司徒雷登的带领下成为其他12所基督教大学的排头兵。”
在近现代中美关系史上，司徒雷登是一个在政治、外交和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由于担任过驻华大使并在国共之争中偏袒南京政府，其形象长期被定格为美国侵华利益的重要代言人。近年来，随着民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司徒雷登的在华教育活动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部分学者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在总结燕京大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肯定了司徒雷登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但由于起步较晚等客观原因，学界对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高等教育改革成就的研究要么因陋就简，一笔带过，要么以事功梳理代替思想言说，忽视了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推动作用，遮蔽了燕京大学之所以走向成功的内在原因。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面临转型的背景下，根据新近出版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高等教育改革进行探究和梳理，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而且具有直接的现实参考价值。
一、彻底的中国化：维系燕京大学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
教会大学虽然以传播西方宗教文化为目的，但要想在中国扎根立脚，必须取得中国社会的认可，使自己的存在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而欲达此目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彻底的中国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民族主义浪潮的汹涌和中国本土高校的迅速崛起等因素也“从不同的角度，或迫使或引导基督教大学进一步中国化”。
司徒雷登认为，燕京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之所以在中国得以设立和维持，“多有赖于热心之基督徒为之助力也”。而这些中国信众对基督教大学的最大希望，是盼其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培养出一批具有爱国之心的有用之才，以完成内强家国、外御强敌的民族复兴任务。基于这种分析，他提出，燕京大学要想在中国生存和发展，首先要考虑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在司徒雷登看来，虽然目前中国正处在强敌的威胁之中，但由于人民的国家意识已大为加强，“苟中国完成大统一，则决无畏惧日本之理”，现在国家危难之际正是燕京大学师生为国家独立和建设效力之时，只要全体青年学子能以中国现实需要为急务，“认清欲于将来改革国家社会，应于今日首先改革自己”，并且在校学习期间即能“养成一种高尚之人生哲学”，培养出“创造的，独立的，勇敢的，合作的精神”，最终必能实现“服务祖国，拯救同胞，为中国全民族谋福利”的远大目标。
在从办学理念上倡导燕京大学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同时，司徒雷登也从实践层面上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推动燕京大学中国化的具体举措。
在司徒雷登看来，要实现燕京大学的中国化，关键是要取得中国政府的认可。在司徒雷登之前，在华投身高等教育事业的外国传教士不乏其人，虽然他们也有人意识到，基督教教育事业“在中国须造成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系统”，但对教会学校融入中国国家教育体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缺乏基本的预判和认知。后来，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大多数教会大学担心“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被孤立于国家教育生活之外的危险，从而失去影响”，才不得已被迫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实际上，早在1921年，司徒雷登就已经开始考虑燕京大学的立案问题。1925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出台公私立学校均应注册的规定后，司徒雷登就积极着手筹备燕大的注册事宜。对于教会内部的不同意见，他认为，燕京大学“既以服务中国为宗旨，就得遵守中国政府的法令”。在他的坚持下，燕京大学排除困难，分别于1926年11月和1927年12月向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申请立案，并得到批准，成为在中国境内立案注册最早的教会大学。此举不仅使燕京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美国托事部的依赖关系，也为燕大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及其以后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制度层面的保证。
在完成燕京大学立案注册的基础上，司徒雷登推动燕大中国化的第二个重大步骤，是更换学校的领导层和调整教师队伍的中外籍教师比例。这种人事制度方面的改革既是燕京大学立案后对中国政府的一种承诺，也是学校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司徒雷登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提到：对于燕京大学，“我最初的想法是，让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包括它的教育、宗教、财政等各个方面，使燕京大学成为一所真正的中国的大学”。注册立案后，他即遵照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于1929年推荐中国学者吴雷川出任校长，自己改任校务长。尽管由于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地位和威望，学校实际上的掌权者一直是其本人，但校长人选的换马既满足了中国政府的要求，也减轻了燕京大学对美国教会的依赖程度。资料显示，除校长职位外，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燕京大学几乎所有的院、系领导均换由中国人担任。全部校董会34名成员中，中国人占到21个，当时政界和学界的知名人物如孔祥熙、颜惠庆、胡适等人也受邀成为燕大董事会成员。
在一般教师构成上，燕京大学初创时，中国籍教师只有陈在新和李荣芳两位博士，中外教师比例严重失衡。为了尽快消弭燕京大学的纯西方色彩，并切实提高其办学水平，司徒雷登不惜以重金聘请陈垣、许地山、顾颉刚、钱穆、俞平伯、吴文藻等国内著名学者来燕大任教。由于燕大付给教授的薪水较高，且不存在欠薪现象，因此，一些著名学者甚至托人主动上门求职。如1938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周作人就曾通过郭绍虞的私人关系在燕大谋得“客座教授”的兼职，燕京大学因为旧人关系，对周作人“月给一百元报酬，比一般的讲师表示优待”。经过努力，到193 4年，在燕京大学拥有的111名教授和副教授中，中国人已达67人，占比超过半数以上。至此，司徒雷登要让燕京大学成为一所真正的中国大学的愿景已变为现实。在他看来，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参与到燕京大学的教学和管理中来，不仅是为了满足中国政府对教会学校的要求，而且可以充分调动中国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益。更为重要者，司徒雷登认识到“国家之间的互相了解是确保世界和平，并最终形成某种形式的世界共同体的重要保证”，而“燕京大学所创造的环境，能作为一种永久的财富，来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调整中外教师比例构成的同时，司徒雷登极力扩大学校的招生范围，争取尽可能多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子对燕京大学的认可。他认为：“一个理想的大学，首先要做到全国性的，因此，招生的对象，不能仅限于华北一隅，须遍及各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燕大的学生很多来自不同省份的边远地区甚至穷乡僻壤，其招生辐射范围一度远及南洋各地。这些来自不同区域的学生“彼此交流而攻错之，各取他人之长，以补自身之短”，极大地提高了燕大的学生培养质量，也在客观上提升了燕京大学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二、积极的世俗化：消除燕京大学宗教色彩的重要举措
司徒雷登领导下的燕京大学在致力于“彻底的中国化”的同时，为了顺应五四后中国社会日益强势的民族主义诉求，同时也为了更加有效地满足青年学生的求知渴望，在消除宗教性、强化世俗性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
司徒雷登是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其来华的主要任务和使命是传播基督教福音，最终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但司徒雷登深谙中国国情和文化，他深知，要想在中国成功传播基督教，首先要让基督教教义适应中国环境和民众需求。为了避免“被冠以利用教育的形式来从事宗教宣传的帽子”，司徒雷登履职燕京大学校长后，在处理教育和宗教的关系上确实费了不少周折。他明确表示：燕京大学“虽然在性质上是一所宗教学校，但我并不想让它牵涉到传教运动”。基于这种考虑，司徒雷登推动燕京大学世俗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将燕大的办学宗旨由宣传宗教和培养传教士，转变为“以教授高深学术，发展才、德、体、力，养成中国国民领袖，应中华民国国家及社会需要”。在新宗旨的指导下，燕京大学以开明为本，不强制学生参加宗教活动，也不以是否信仰宗教来衡量学生的好坏。在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学生的“学术研究没有被强烈干涉过，要是你愿意，你可以从马克斯研究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1926年10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影响下，曾明令禁止学校以传播宗教为宗旨，而燕京大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宣布取消宗教仪式和宗教课程，将原设的神学院改为宗教学院，使其成了一个不再招生的纯粹的研究机构。
除课程改革外，燕京大学在学科建设上也采取积极措施以淡化宗教色彩。司徒雷登认为，要使燕京大学快速地融入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要为中国社会培养一大批实用人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他提出：尽管教会大学的大多数学生往往因为经济原因而无法接受文科教育，但“不管如何，职业课程是最重要的。”在他看来，燕京的教育目的“不是为培养什么人才以从事某种政治经济活动”，而是要“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为了将燕大建成“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大学，司徒雷登将发展职业科目作为学科建设的首要选择。在他的主持下，燕京大学陆续兴办了农业、陶瓷、制革、家政、新闻和医护等实用学科。统计资料显示，在职业技术型课程发展高峰的1927至1928年间，燕京大学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已经占到总数的26%，从而为中国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职业技能的社会急需人才。
除了人才培养外，现代大学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社会服务。近代以降，随着基督教世俗化倾向的日益加强，在华传教士认识到，教会大学要获得中国政府的认可，保持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步性，必须肩负起改造民众、革除陋习和改善风俗的责任。换言之，“只有通过社会服务才能在宗教信仰与社会之间搭建起桥梁”。在此背景下，为了推动燕京大学尽快与中国基层社会建立密切联系，司徒雷登在建校之初，即开始了社会服务的积极探索。1922年，燕京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聘请在华首创社会服务的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步济时任主任，面向基层民众举办平民夜校、运动场，开展各种类型的知识宣讲和社会调查活动。为了提高社会服务的知名度，增强社会服务的针对性，1925年，司徒雷登将社会学系改名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并增设了社会学理论和社会调查方面的课程。1928年至1936年间，社会学系还牵头整合校内其它相关专业的师资力量，先后在河北省清河县和山东省汶上县开办了乡村社会实验区，除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外，还具体从事“儿童福利、职业训练、公共卫生、公共娱乐、体育、造路等实际工作”。由于燕大师生在清河等地的乡村实验活动成绩显著，发展迅速，“国内外参观者，与国联专员及省政府代表，均谓该区改造农村之技术尚属合宜；以此小小费用，结果诚为难得。”。除了走出校门参与社会服务外，司徒雷登还支持师生在校内成立了社会学研究社。该社在其创办的刊物《社会问题》的前言中明确提出，研究社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以求解决的方法”。在这一办刊宗旨的指导下，该杂志发表的文章也大多涉及社会教育改造、农村合作运动等热点问题。
与国内其他教会大学明确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做法不同，燕京大学在对待本校学生参与政治运动方面实行了极为开明的政策。司徒雷登认为，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自己的理想并不抵触，因此，他对中国学生为反对外国列强而掀起的爱国运动深表同情，并在实际行动上“对爱国学生运动表示了包容、保护和支持，使燕大一度成了北平学生运动的主要阵地”。1925年5月上海五卅惨案的发生，使得全国“民气大张，加深了一般民众对教会、教会学校的厌恶”，但燕大的学生救国会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积极在北京为死难工人募捐，并派员赴上海支援工人的反帝爱国运动。远在美国为学校募捐的司徒雷登听闻消息后兴奋有加，认为燕京大学的爱国主义热情已经深得人心，两次写信予以褒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司徒雷登甚至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1931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自美国返程的司徒雷登在上海刚登岸，就向迎接人员打听北平学生的南下请愿情况，当得知大部分燕大学生均已到南京参加请愿运动时，他兴奋地表示：“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他在事后对学生的演讲中再次指出：“苟令今日之中国学生在国难时期中而不谋救国之道者，则国家也至无希望也。”纵观司徒雷登对于学生运动的言行，不难看出，他事实上是将支持学生运动作为燕京大学参与中国社会发展和向世俗化转进的一个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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