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睹文辄见其心。”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的这段话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论的核心，“观文者”以“文”为凭借，“披文以人情”，“沿波讨源”，从而实现与“缀文者”灵魂的相遇与对话。但这并不是文学批评的终点，特别是对当代文学批评而言，灵魂相遇的美妙和火花的碰撞，还需要“观文者”“情动而辞发”，与“缀文者”和其他“观文者”不断形成新的对话和碰撞，文学批评的功能才最终得以实现。谢有顺就曾提出过“批评也是一种心灵的事业”‘‘批评也是写作，一种有生命和感悟的写作”等观点，既肯定了文学批评中作家主体在场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批评者主体在场的重要性。
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批评的“不及物”和“虚热证”等哗众取宠的问题，以及批评缺乏主体性、互动对话较少等不良批评现象一直存在着。在如此浮躁的大环境中，仍旧有一些优秀的学者能够坚持批评者主体的在场，坚持在与文本进行灵魂碰撞的同时，努力促成文学批评中各个层面的对话和沟通，实属难能可贵。李仰智教授的新著《言说与现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读法》，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学者在探讨批评如何“介人”文学现场、努力实践对话性文学批评、搭建对话式文学批评的平台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学术气度和人文情怀。
一、文学批评是一种“言说"
刘思谦先生在为《言说与现场》一书所写的前言《思考的快乐》中，提到了“言说”一词，认为“这本书中，既有言说的客体，也有言说的主体，更彰显了言说的形式并保留了言说的现场”。就我的理解，这里的“言说”，主要指的是批评主体对文学文本、文学现象和文学现场的不同角度、不同方式的分析论述、沟通对话等。题目本身就彰显了作者对批评主体要对批评客体进行“我”之“言说”的批评本质的深刻认知，也即作者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一样，实际上也是一种“言说”，不光要“披文以人情”，还要动员自己的情感、灵魂、思想、理论等人生储备，选择合适的言说客体、适合的言说形式等，以支持自己的“情动而辞发”，进而呈现出批评主体对作为批评客体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这“一种读法”。
既然把文学批评看作是一种“言说”，那么，言说的主体和客体，言说的形式和方法，言说的过程和现场，此“言说”和彼“言说”的对话与碰撞等，就显得非常重要。因而，作者依据自己多年来对文学批评的实践和理解，将整本书分为了三个部分：“说什么”“谁来说”“怎么说”。
“说什么”关注的是文学批评言说的客体，主要包括作者多年来对中国当代文学所进行的不同角度和切面的“言说”，如有对先锋小说的先锋意识、文体意识及其哲学精神的考察，有对“晚生代”小说、新诗潮的回望、考量和再反思，也有对新历史小说、女性新历史小说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理论、新历史主义理论、性别理论的探源、观察和思考，还有从“个人”“死亡”“真实”等切面的当代文学解读。
“谁来说”主要关注的是不同文学形态的主体，既包括文学批评的主体，也包括文学改编的主体。这里的主体并不是作者自己，而是对其他主体的文学研究或改编的总结、讨论或反思。如对刘思谦先生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想，刘思谦先生和她的学生们关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和价值论”的讨论，不同批评主体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建构等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讨论等，精彩纷呈，构成了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的对话，其中也涉及了文学批评“言说”到底该“如何说”“怎么说”的问题。
“怎么说”的部分延伸了上述思考，并就如何保留和呈现文学批评言说的形式和现场，作了具体的方法探讨和实践。“观文者”和“缀文者”共聚一堂，就文学创作的某个问题进行火花四溅的对话与讨论，把思想的撞击、灵魂的触动、灵感的迸发、共识的达成等，都记录、整理并呈现出来，是仰智教授在多年来的求学、研究、教学过程中探索的对话式文学批评形式的集中体现。
从“说什么”到“谁来说”再到“怎么说”的逻辑呈现，实际上是作者对自己多年来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实践从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层面所进行的划分，清晰地体现了他对文学批评如何“介入”文学现场这一问题的切实思考和路径探索。“介入”而不是“进入”，意义明显，既要“进入”，还要能够“出来”，对批评客体有所影响，是对批评主体的主体性功能的高度认可。仰智教授的批评“言说”，从始至终都在努力探索着如何让自己的文学批评及物、有效地“介入”文学的现场这一命题。
二、对话性“言说"和对话式“言说"
关于“现场”，在《言说与现场》一书中，并不仅仅指的是文学的“现场”，更多指的是文学批评的“现场”。从对文学“现场”的关注，到对文学批评“现场”的关注，显示了仰智教授文学批评意识、文学研究方法论和价值观层面的转变。但“对话”的意识和精神一直贯穿其中，可以说是作者文学批评“言说”的核心，且明显呈现出对话性“言说”和对话式“言说”两种形式。
郭沫若在《艺术家与革命家》一文中曾说过：“言说便是行为的一种。”而“行为”则是“对内外环境因素刺激所做出的能动反应”。这也意味着“言说”本质上是对其他“言说”的一种能动性反映，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存在具体的对话形式，但却具有明显的对话性。把文学批评看作是一种“言说”、并把自己的观点通过文字传达出来这一行为本身，其实就是和别种“言说”对话、交流的过程，即使没有显在的对话，但其内里却到处充盈着“对话的回响”。
《言说与现场》一书的“说什么”部分，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中几个突出的文学现象的“言说”，从“披文以人情”到“情动以辞发”的过程，“对话”无处不在，构成了一种对话性的“言说”。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如作家、文本等之间的对话自不待言，这是就作家创作和文学文本发言的根基。在仰智教授的文学批评中，“对话”还大量存在于其他的层面，比如在此“言说”与彼“言说”的对话中，权衡彼此并敲定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切人口。这几乎成为他进行文学批评言说之前的常规性动作，甚至时或贯穿研究的始终。古与今、新与旧、中与西、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性别等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在他的文学批评中也俯拾即是。他较为重视的是，具有个体身份和性别身份的作家，在历史和现实的洪流里，是如何被裹挟进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历史与真实、生命与死亡的漩涡中，并努力挣扎寻找文学的出路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是他进行文学对话、从事文学批评的立足点和落脚点。所有的他与作家和文本的对话，都被放在了人文主义价值观和宏观的对话框架内进行，格局开阔，人文关怀浓厚。
对文学批评的客体进行对话性“言说”，是仰智教授探索文学批评如何及物、有效的“介入”文学现场的一个重要路径，但并不唯一。他对文学形态主体的关注也颇具对话性，而且更加注重对优秀学者文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和对话。他认为，对文学批评而言，“谁来说”很重要，不同主体不同形态的“言说”之间的比较和对话，更显重要。书中《颠覆与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建构》部分，即试图在不同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所体现出的新特质之间展开“对话”，并由此提出自己的观点，引出值得学界和出版界认真思考和研究的与文学史编撰相关的命题。
仰智教授对文学批评的对话性“言说”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实践，直接得益于在河南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刘思谦先生的真传。从1999年到2004年，刘思谦先生为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二十余名博士开了一门关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和价值论”的教学讨论课程，以对话的形式对当时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人的研讨，仰智教授正好赶上了后一阶段的讨论，并主动负责了讨论过程的组织工作和成果《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的编辑、校对、通联工作。
事实证明，“互通有无、激活思维”的头脑风暴式的问题讨论，有着极为强大的生命力。在仰智教授此后十余年的文学研究生涯中，博士阶段参与的关于文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和对话，构成了他从事文学批评的稳固根基。从那个时期起，对话性“言说”这一文学批评路径，就成为他一如既往坚定地选择。在中西对话中选择适合中国文学实际的研究方法，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在批评主体、文本、作者之间搭建一个立体交叉、多维互动的对话性空间，在这些努力和实践的背后，是他渐趋成熟的批评风格的形成。
不仅如此，近年来，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曾经深刻地领悟过对话式探讨教学的有效性和开放性的仰智教授，开始逐渐将自己的文学批评从对话性“言说”的层面，扩展至对话式“言说”的领域。前者是潜在的对话，是经过了作者的深思熟虑、字斟句酌之后的完整篇章呈现。后者则是显在的对话，即使在对话之前会做很多深人细致的准备工作，如“确定课题，推荐书目，然后由博士生们阅读、思考、准备发言”，“还要分别和博士们单独交流，予以启发、引导和碰撞”，但整个对话的过程，还是会出现“思想的融合与分歧、合流与撞击、齐声共鸣与短兵相接”等相对“杂乱”的批评对话的“现场”。
与逻辑清晰、观点明确的传统研究性论文相比，这些对话式“言说”或者根本算不上典型的文学批评性文章，但也正是“对话”的形式，使得讨论过程中整个思想形成的动态过程，得以完整无缺的展现，文学批评的“现场”才得以进人公众的视野，从而获得更为开放的“对话”场域，并将严肃的对话内容和形式传播并持续下去。应该说，对话式文学批评是一种更高级的批评性“言说”形式，在这一“互动的会客厅”中，“对话”是在多维主体之间进行的，所有的“言说”都可以在“现场”自由的碰撞，文学批评对文学的有效“介入”，在这种形式下得以最大化的体现，是一种值得研究并切实实践的文学批评路径。
三、对话式文学批评的传统及其现代建构
对话式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批评的形式和文体，并不是新鲜的事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较为古老的形式，在文学批评产生的最初阶段，就已经被熟练运用了。比如，春秋时期的孔子及其弟子编纂的《论语》中就有早期的“对话体”雏形，是一种比较好的表达思想的文体形式；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柏拉图对话集》，记载了苏格拉底和伊安、斐德若、格罗康、阿伽通等不同领域的文艺者，进行的一系列关于诗歌灵感、理想国、修辞术以及美、文艺教育等等问题的对话和论辩，充分显示了对话式文学批评在传达各方观点并进行论辩方面的优点，19世纪30年代出版的《歌德谈话录》则将对话式文学批评这一文体进一步发扬光大。
对话式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传统，在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运用并不是很多，茅盾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写过《落花生论》，采用了主客之间一问一答的形式分析了落花生的文学创作，但严格上讲，这只是一种模拟式的对话，还不属于真正的对话式文学批评。将“对话”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形式自觉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亮的《艺术使世纪多元化了吗——一个面向自我的艺术家和他有人的对话》(《上海文学》1982年第12期)，是新时期以来出现的第一篇对话式文学批评。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对话式文学批评主要有：李庆西、钟本康：《关于新笔记体小说的对谈》(《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2期)；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读书》1985年第10期一1986年第3期)；吴方、黄子平：《关于小说主体学》(《北京文艺》1989年第2期)；王宁、陈晓明：《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人民文学》1989年第6期)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话式文学批评开始流行，“对话成为90年代文学批评表达批评家文学思考的最主要形式。可以说，90年代那些较为重要的问题，那些有着较为广泛社会影响的批评话题，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表现和传播开来的。诸如，后现代问题、女性批评问题、传媒与大众文化问题、市民社会和都市文学问题、新生代作家作品、晚生代作家作品及70年代生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等等，都可以看到不同群类批评家，以一种沙龙谈话的方式，最简洁、也最快速地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除了涌现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对话式文学批评论文外，还有一些相关研究著作出版，如荒林、王光明的《两性对话：20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等，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将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位老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和《漫说文化》结集成册，再次出版。
在这些对话式文学批评研究成果中，刘思谦教授和她的学生们的对话式教学研讨成果《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显得尤为特别。将对话式文学批评的形式运用到博士生培养中来，意义重大。一直以来，我国的研究生教学模式都深受“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以灌输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不仅忽视了作为研究生的学生参与科研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还在教学形式、方法等方面压抑了导师的个性和创新性，师生之间本应存在的“对话”关系和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展开得很不顺畅、彻底。而以“对话”的形式展开教学和研讨，则充分调动了导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既对博士生从事学术活动时所需要的思维能力进行了训练，同时也为博士生们搭建了一个互动共生的对话式文学批评的平台，对要进入文学批评领域的学生们来说，更具直观性和实践性，是一种更有效的培养途径。
人文主义价值观是刘思谦先生这一教学形式的底色和支撑。从拟定主题，到准备对话、参与对话、整理对话的全部过程，刘老师都要求学生要做一个“清醒的人”，永远都要将人文主义价值观作为文学批评的根基，将思想启蒙作为文学批评的终极目标。实际上，对话式教学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启蒙，不仅在文学批评的价值建构、路径选择、方法探讨等方面有效地启蒙了学生，还将对话、文学批评、研究型教学三者融为一体，是对“对话式文学批评”的创造性运用和现代性建构。
仰智教授在师从刘思谦先生的过程中，深受对话式教学和对话式文学批评的启发，感受到了这一教学形式和文学批评形式中蕴含的巨大魅力。因而，在学习做好一名研究生导师的过程中，他也开始有意识地组织研究生开展对话式的教学研讨活动，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学生从事文学批评时的对话意识、对话能力以及有效介入文学现场的能力，同时，他还创造机会努力搭建更多作家、批评家、文学文本和批评文本对话沟通的平台，以促进文学批评领域的“对话”展开的更具学理性和实践性。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坚持做一个“清醒的人”，为文学批评做一些“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的事情，是仰智教授一直以来的不变的夙愿。对此，刘思谦先生深感欣慰：“令人高兴的是，当年我和仰智他们的对话形式被他继承并发扬光大。⋯⋯我想，他的言说和言说的现场和我的教学方式理路相通一脉相承，应当是激发思考与激发交流的现场，无论如何，文学研究都不是一种封闭的理论与方法的实践，归根结底是我们关心意义和价值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仰智深得我心。”承载着老师的殷切期望，仰智教授的《言说与现场》终于成稿付梓，这是他成长阶段的总结，相信不远的将来还会有更成熟的思考和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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