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传统华夷观念向近代民族主义的转型

时间:2018-03-06 编辑整理:李文彬 来源:早发表网

自中国有史以来,有关华夷之辨的争论便贯穿中国整部历史。“华夷之辨”也被称作“夷夏之辨”,一般认为华与“花”通,《春秋左传》解释“中国有礼仪之大, 故称夏;有服章之美, 谓之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夷为“夷,平也,从大,从弓,东夷人也”,以此指代东部使用弓箭的部族。这一概念出现之初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将位居中原的华夏子民与周边的蛮族区别开来,通过“贵中华、贱夷狄”的方式来展示中原民族的身份优越性。华夷之别往往体现在地域、血统以及文化等诸多方面,而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古时的夷夏界限之分主要在文化,不在血统”华夷观念的实质是位居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周边游牧文明之间的矛盾,反应了农业文明对其自身文明优越性的自信。

一、传统华夷观念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每当华夏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时,便会将加强华夷观念来抵御周边民族入侵。华夷之辨给中国古代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带来了沉重的思想压力。在我国封建社会早期的时候,部分少数民族政权为了淡化华夷观念,证明本民族统治的合法性,选择了通过汉化来赢得广大汉族民众认可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在后期的发展中更是抓住华夷之辨中重文化而轻血统的的特点,将本民族容纳为“华”的一部分,将夷狄的帽子扣在周边对其统治有威胁的其他少数民族头上。

(一)华夷观念在近世

   这一现状发展到清朝以后,入主中原的女真人迫于江南汉族地主近乎疯狂的抵抗运动,也开始努力清除华夷之辨对于其自身统治的威胁。清朝入关以后的顺治皇帝与康熙皇帝汉学造诣非常深厚。在曾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案之后,雍正皇帝更是亲自披挂上阵,在《大义觉迷录》中洋洋洒洒十余万字对传统的华夷观念进行了辩驳,称“从华夷来说,以夷比禽兽,岂能入住中原”的说法是“至卑至陋之见”。并列举诸如隋文帝、唐太宗等人身上有胡人血统依旧成为一代圣君来解释这个问题。但由于《大义觉迷录》更多将精力放在雍正皇帝继位合法性问题上,对于华夷观念的批驳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于是到了乾隆时期也仿照前朝采取了将夷狄概念转嫁的方式。而随着中国的逐步近代化,西方国家开始与中国接触,夷狄的概念便自然而然的落到了他们的头上。清朝统治者们开始称东来的西方各国为“夷”、“番”等,如将葡萄牙称之为“澳夷”,英吉利称之为“红毛番”。自鸦片战争开始以后,尽管清政府屡次败于外国,但夷的概念已经成为了清王朝对西方列强的固定称呼,而清王朝自身则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华夷秩序中央的天朝上国。

(二)华夷观念在近代

   公元1793 10 月,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接见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并致书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乾隆皇帝在国书中称:“朕批阅表文,词义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甚为嘉许……天朝富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奇珍异宝更无贵重……”从中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已经理所当然以“华”自居,抱着夷不如华的心态将其通商要求拒绝。而到了鸦片战争期间,在与英国的交涉过程中,清政府在华夷观念影响下的外交方针与英国所奉行的平等外交方针产生了严重冲突。军事上的节节失利致使道光皇帝对英国人形成了“英吉利国夷人素行凶狡,向与中华不通文移。英吉利国夷人,犬羊性成,心怀叵测,由来已久。”的印象。关于道光皇帝对于英国人这种印象的形成,军事不利所造成的愤懑与不满固然是一方面,但归根结底还是道光皇帝心底华尊夷卑的观念在作祟。而这正是英国侵略者所不能接受的。在与英国人交涉的过程中,清政府以对待附庸国的方式同英国交涉,使英国人认为受到了侮辱以及不平等的外交而决心采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最终战场上的惨败迫使清朝统治者被动的开始重新审视华夷观念的正确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而尽,天朝立国万世长存的迷梦破了产。”自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华夷观念逐步受到冲击,被迫开始接受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对其自身进行补充和修正。在这一过程中,“夷”代指西方国家已经成为了惯例,比如近代著名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华的概念在这一过程中则是进一步的扩张,到了清末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时已经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华夷观念与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原本强调文化差异到这一时期已经带有明显的种族色彩。1895 年严复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已经与传统的华夷观念大不相同。“华”开始被赋予新的含义,逐渐开始指代从古至今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所有民族。梁启超等人也屡次按照现代民族理念对“华”的概念进行解释。至19 世纪末,作为近代民族学术语的“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也应运而生。虽然“华”、“中华”、“中华民族”这些族称之间依旧存在微小的差异,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即指代从古至今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最终从结果上来看,当夷的概念在那个时代固定代指西方列强以后,华的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囊括了今天

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这是中国传统华夷观念的一次转型,同时也是一次自我超越,它比历史上历次华夷之辨都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

二、华夷观念转型实质

   近代以来,传统华夷观念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的最终结果是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西方种族意识的传入,使得华夷观念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带有明显的种族色彩,进而形成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政治概念。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程,是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关注国际大势结合中国民族问题实际得出的结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实质是对中国自古以来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格局的总结与超脱。

(一)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

   关于中华民族,就目前来看最早的提出者应当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对于中国的民族问题实际就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变法失败流亡日本以后他又阅览了相当多的民族主义论著。1899 年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先是破天荒的使用了“民族”一词,大胆提出民族主义是近代史学的灵魂的论断。20 世纪以后他又逐渐产生了中国

各民族必须一体化的观念。1901 年梁启超在《中国史绪论》一书中使用了“中国民族”。1902 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的字眼。而到了1905 年《中国历史上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再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并断言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到这一时期他关于中华民族已经有了比较清晰地认识,认为“中华民族”应当是我们这个民族统一体的共同称谓。而梁启超能产生这样清醒的认识,除了他本人的卓越学识之外,当时社会环境下民众产生的模糊的种族意识也是极其重要的。在这种近代种族意识的驱使之下生活在中国国土上的多民族之间再一次走上了华夷一统的道路,而将夷的概念转嫁给了西方。

(二)华夷观念转型实质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指出过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特色,距今3000 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的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关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组成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各民族都有其独立体系的历史文化,但由于长期处于一个统一的国家统治之下,从多源交融到多元一体,自觉的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多民族统一体的实质就是现如今我们所谈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对传统华夷观念的超越,是传统华夷观念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型的最终结果。从费孝通先生的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早就存在,只是没有被总结出来。而近代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将华夷之辨超脱成了华夷一统,正式将这个实际早就存在的民族共同体确认了下来。

三、华夷观念转型主因

   在中国古代史上,中原王朝的政权在面对武力不敌外夷时往往会以自身的文化优越性来取胜。蒙古人、女真人入主中原后最终都是采取了汉人的方式来维系统治,在文化上主动或者被动的接受汉文化来完成自身的转型。如元世祖忽必烈的文士郝经就曾经宣称:“夷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并在此基础上又称:“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明确指出蒙古人即已使用汉人的方式统治中原,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那华夷又有何区别。而元朝在编修 ,宋金辽三史的时候也采取了分别纂修三史的方式,“各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这一惊世骇俗、曲高和寡的观念证明元朝统治者在面临华夷观念的思想压力时在努力证明自己已经“中国之”了,以此来赢取汉地民众的支持。

(一)内因:文化优越性的丧失

   自鸦片战争伊始,清政府的传统华尊夷卑的观念遭到来自西方各国坚船利炮的猛烈冲击之后,这种以文化同化蛮夷并使之中国化的方式便显得不是那么牢靠。华尊夷卑的前提是“华”对“夷”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性,而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社会先进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令清政府感到无所适从。当文化不再具有优势的时候,华夷观念的局限性便显现出来。现实迫使它必须从自身做出改变来适应这一“两千年来中华未有之变局”。在这一改变过程中,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魏源尽管宣称师夷长技但仍将西方各国以“夷狄”视之。而更先进者如冯桂芬则直接将我们这个多民族共同体当做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宣称:“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采用通俗语言说明华夏并非天之骄子,而是世界诸民族、诸国家的一员。面对西方高度发达的文明体系,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于传统华夷观念的这种反思与修正正是这一时期多民族共同体文化优越性丧失的体现。由此可见,文化优越性的丧失是传统华夷观念在近代转型为“中华民族”理念的内部因素。

(二)外因:西方文明的巨大压力

   在1840 年以前的中国,由于没有遇到过来自中华大地以外足以威胁整个“中华民族”生存的压力,无法在与外部势力的斗争中凸显出我们这个多民族统一体的整体性特征。而在1840 年西方文明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华文化开始受到冲击,发现自己似乎并不具备绝对的文化优势,文化优越论与地理中心论不再是理所当然。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国人感受到亡国灭种的气息,在一片片救亡图存的浪潮中,“合族”卫国终于成为今天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共识。近代资本主义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再加上来自西方的现代民族理念的熏陶,国人的近代民族观念经过曲折历程终于形成。直至1912 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满汉一家”、“五族共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才正式形成。传统华夷观念在面临西方文明的巨大压力之下,又受到现代种族理念的启迪,正式转变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因此,巨大的外部压力是传统华夷观念转型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外部因素。

   文化优越性的丧失与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一内一外,共同促使传统的华夷观念作出转型,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而正好在这一时期现代民族理念传入中国,并迅速与中国传统观念相结合,最终产生了满汉蒙回藏等民族合为一国的效果,是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

四、结语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华夷之辨最终的结果都是有新的血液注入这个多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自秦朝以来大一统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证明在中国古代已经出现了中华民族的实体。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华文明都没有遇到过足以威胁整个中华文明的外来压力。当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文明造成冲击,使之面临危机的时候,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联合起来抵制侵略,自觉转型成为中华民族,建立起士绅以及地方军阀等组成。他们往往在履行职责的同时更要为自己所集结或参与的家族、地方势力谋求更多的利益。土豪劣绅、家族势力对基层保甲制度的控制,阻碍农村社会有序的组织活动的开展,削弱了政府对农村的基层控制。

(二)保甲人员选举舞弊、贿赂层出不穷

   保甲制度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政府没有提供相应的经费保障,所以经济和人脉是参选基础。这才有“陪都文人真是少,竟选草包当代表,投票诸公皆聪俊,为何糊涂作戏耍。”⑤的说法。在保甲选举过程中,上级没有严格把关,导致下面保甲选举舞弊、贿赂事件层出不穷。

重庆市第三区二十二保李高升贿选案便是典型案例。哥老会出生的李高升在1942 年到1945 年担任保长期间,徇私舞弊,诱奸民妻,霸占他人钱财,被告发判决半年徒刑。出狱又恰逢1946 6 月的民选。他认为“保长系发财之路”,⑥便变卖家产,贿赂上级,参加选举,最后出任副保长,后遭到乡民的控告,被查办停职。这种贪污受贿案件很多,保甲人员利用公职身份去满足个人私欲的贪污行为,不仅

会阻碍地方自治的推行,还会引起乡民们的仇恨。

(三)保甲人员利用特权身份,干扰基层组织工作正常运行

   大部分保甲人员没有接受过正规完善的现代公民教育,缺乏时间的修养。出任保甲职务后,自认为接近官厅,有权有势,便区别对待民众。对于使自己不快的人,借机报复,营私舞弊;当自己利益受到威胁时,更是假借地位,排除异己,甚至陷害他人。他们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一是相互勾结,欺压百姓;二是作为地方势力而与县长、县政府相抗衡;二是党同优异,彼此之间角逐争斗。保甲长的“恶性”在征兵“抓壮丁”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保甲人员等为了完成上级安排的征兵任务,拉壮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1938 年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

就有记载“用强拉诱捕的方法,推行征兵制度”;“甚至借征兵名义而增加许多违法的捐税”等。⑦保甲人员在政府基层工作人员的外衣掩盖下,名正言顺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很多保甲人员在经受办理征兵、征粮、征工、敲诈勒索,造成了很多悲剧。

   重庆市政府在三次保甲编查中不断对保甲人员的选举任用政策进行调整,使保甲人员结构逐渐呈现年轻化,知识化、多样化的新特点。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依然漏洞百出,出现利用社会关系操纵保甲选举;选举舞弊、贿赂;利用特权身份干扰基层组织工作等问题。成分复杂、素质参差不齐的保甲人员群体构成,“劣化”的保甲队伍形象使得精英人物不愿出任保甲人员,加深民众对保甲的抵触,严重阻碍了基层组织队伍的建设。


职称
论文

期刊
发表

加急
见刊

写作
咨询

课题
专答

编辑
顾问

关注
我们

返回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