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的批判精神是《资本论》的一种固有本质属性，这是由它的创作者马克思本人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决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其总的立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在它的各个方面，使《资本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具体范畴、基本原理、逻辑结构各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因而，辩证法所具有的那种“批判的和革命的”品质就成了《资本论》及马克思主义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本质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它的“下册”，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具有同一个基因与同一个本质。今天研究《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正好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续接红色基因，传承革命品质，起到强根固本的作用。
关键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资本论》是马克思集４０年心血与智慧所作的一部宏伟巨著。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也是集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大成之作。在其中，也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辩证唯物主义大师的科学批判精神与革命品格。因而，科学批判精神与崇高的革命品格是《资本论》的一大重要特征。
一、科学的批判精神是《资本论》的一种本质属性
说科学的批判精神是《资本论》的一种固有本质属性，这是由它的创作者马克思本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所决定的。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其是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而创立起来的。
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是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一旦进入社会领域，就变成了唯心主义。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将其称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费尔巴哈把认识的主体即人，不是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来理解，而是简单地当作某种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来看待；同时，他也不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当作一种社会化的群体来理解，而是简单地当作孤立的单个人来看待。这样，他对社会的认识就只能是一种“单个人的直观”，看不到社会的本质，于是就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深渊。而马克思则认为，作为社会认识主体的人并不是那种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且还是“社会化了的人类”。他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还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由于马克思对社会认识主体的人作了批判性理解，并且将其付诸实践，把“社会化了的人类”变成了实践的人类。于是，这就促成了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变革，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即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开展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变革。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或曰一种“头朝地、脚朝天”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则与之相反，它是建立在科学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因而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根本不同。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诞生第一次从根本上解决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到科学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性变革。而且，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比较起来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它的革命的能动性。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改造并不是一种所谓思辨的产物，而是他亲自参加革命实践斗争并对社会现实问题做出潜心研究之后得出的科学成果。众所周知，马克思本来是研究法学的，后来在巴黎《莱茵报》工作期间碰到了诸多有关物质利益问题的争论，这就迫使他不得不转而研究经济学。经过巴黎以及后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段时间的研究，使他有了创造性的惊人发现。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的这一发现，使他最终完成了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变革，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或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创立，为《资本论》的创作和整个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发展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指出：“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最后，“总的结果”即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３］８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创立就为《资本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立论基础，同时也赋予了它科学的批判精神与革命品格。可见，科学的批判精神与革命品格就成为《资本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种内在的本质规定。
二、《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的具体体现
首先，《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体现在它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最早的创始人，即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赋税论》的问世算起，到《资本论》第一部手稿（１８５７～１８５８经济学手稿）的诞生，在其近２００年的历史中，所有的以及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从来都是把财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威廉·配第的《赋税论》实际上谈的是国民财富的生产以及怎样在工商业主、普通国民与国家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把财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仅从书名就可一目了然。亚当·斯密研究财富，其目的就是企图帮助资产阶级实现“富国裕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也一样，忠于前人的传统，同样把政治经济学限定在对财富的研究上。李嘉图明确指出：“确立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
然而，《资本论》则不然，其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了新的规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所作的这一规定，也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一大变革，它第一次矫正了政治经济学的靶子，拨正了政治经济学前进的方向。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革，不仅拨正了它前行的方向，而且还赋予了它新的使命，这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与历史趋势。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它们研究社会财富，为的是给社会的统治阶级增进社会财富的生产与积累献计献策，并为财富的分配提供政策建议；同时，也是为资产阶级作辩护，企图抹平社会矛盾，缓和劳资关系，让资本主义制度与世长存，永不消逝。而《资本论》则不同，它就是要从根本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与历史趋势。其中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分析，最后揭示出其发展的历史趋势与最终结果。这就是：“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是一个开天辟地、史无前例的革命性结论。
其次，《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还体现在它的一系列研究方法上。《资本论》研究政治经济学运用了一系列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根本不同的方法。这里最根本的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矛盾分析方法、科学抽象法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此外，还有数理分析及动态分析方法，等等。
第一，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资本论》不仅在立论的世界观基础，而且在总的方法论方面通篇都贯穿了这一思想，充分显示了它的勃勃生机与活力。列宁指出：“曾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列宁指出：“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并且给予了科学的批判。他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它是在一种“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采用“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等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它“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同时，在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方面，它超过了以往所有剥削阶级，较之它们，它显得更自私、更贪婪、更狡诈。为了占有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它“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造成了无数工人，尤其是那些女工与童工的早衰与夭折，破坏了人口的正常增长。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作了充分肯定与很高的评价。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历史进步作用尤其表现在它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方式上。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所作的最好的辩证的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与评价，而且还教会人们怎样用这一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去考察社会和认识社会，包括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用怎样的标准去衡量和判断它的历史合理性与进步作用。这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和认识社会的经典范例。
第二，矛盾分析方法。以往所有的经济学家大都是一些空想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天然合理、且永恒不变的，因而，他们不承认资本主义会有矛盾。即使是现代的西方经济学家虽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不得不承认其中的某些矛盾，但是，这完全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已。并且，他们承认矛盾并不是为了揭露矛盾、解决矛盾，而是为了替资本主义掩盖矛盾、调和矛盾，寻找医治的良方，确保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然而，马克思则不同。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辩证法大师和彻底的辨论唯物主义者。他对那些在资本主义矛盾面前搞折衷主义、作无理辩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给以无情的批判或批评。他不惧怕任何矛盾，并且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为无产阶级找出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与方法为己任。矛盾分析方法正是他为资本主义打造的一把生理解剖刀，马克思就是用这把刀来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众所周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露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从分析商品内在矛盾开始的。商品的内在矛盾首先表现在其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对立与对抗上。这一矛盾，当商品未进入交换时，它处于潜伏状态。而一旦进入交换过程，它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就开始外化。起初，商品自身只是代表单纯的使用价值，其价值则体现在与之相交换的那一商品的使用价值上；随后，当交换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用货币来充当媒介时，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就转变为商品与货币之间的矛盾；再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使人的劳动力也作为商品进入交换时，商品的内在矛盾就升华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这一矛盾的人格化形式就是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对抗。这一矛盾的存在、发展与激化成了决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根本所在。
马克思还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其它方面，尤其是那些令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新科技、新发现及新的生产方式等怎样在这一社会条件下变成了它的对立面的。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在《资本论》第２卷，马克思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考察与研究了资本流通，揭露了个别资本与社会资本正常运动所要求的内在比例关系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刻揭示了引发社会经济经常性震荡与周期性危机的内在根源。在《资本论》第３卷，在考察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时，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各剥削阶级集团之间在剩余价值分配中存在的矛盾，以及他们在面对无产阶级时却又是亲兄弟似的社会现实。
第三，抽象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往的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著述经济理论，由于受阶级及其世界观的局限使他们缺乏科学的抽象力与抽象方法，往往习惯于或热衷于人的经济活动的现象形态的描述与量的关系的把握。然而，抽象力与抽象方法却是研究经济和经济学绝对不可或缺的一种方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所谓抽象力，就是在纷繁复杂的事物的现象形态中揭示其共有本质与规律的思维能力。运用这种思维能力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即毛泽东所说的那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科学方法，找出事物的本质规定与发展规律，就是抽象方法。
抽象方法正是《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重要方法。马克思从对市场上用于交换的千万种劳动产品中抽象出“商品”来，并且从这无数的“商品”中又抽象出“劳动”，同时又将“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另外，从商品交换的一定比例，即交换价值或价格中抽象出“价值”，并从交换价值或价格的不断变动中找出它变化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此外，不论是“商品”“劳动”，还是“价值”和“价值规律”，马克思都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只把它们当作某种“物”，而是当作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恩格斯指出：“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此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的认识也是如此。他从各种具体的物质形式、货币形式的资本中，或各种具体部门的资本中抽象出了一种“一般资本”或“资本一般”。作为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不论其本来的形式如何，它们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一种经济强制，体现着前者对后者的剥削与奴役的关系。这就是抽象方法的科学意义与作用的表现。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运用了抽象方法，而且还运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具体到抽象，另一种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以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因为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的抽象，也不清楚怎么抽象，因而也就不明白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而只能从既定的事实出发，即“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所以，他们研究政治经济学总是采用第一种方法。对此，马克思批评指出：这种方法看起来“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不首先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抽象，不揭示其本质，其所做的研究只能是停留在真实的具体上。所以，他们的政治经济学都只不过是一些关于现实经济活动的现象描写或复述，而达不到真正的抽象，找不出这些经济活动的质的规定与其背后的人的关系。《资本论》则不同。在这其中，马克思选择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把反映经济活动各方面的本质规定进行综合，达到其整体抽象之后再回到具体，使之在思维中再现的方法。在《资本论》第１卷，马克思运用抽象方法，对所有资本家，不论他们在哪个部门、从事什么经营，统统把他们所有形式的投资都称作“资本”。他们所获得的营业收入不管具有怎样不同的表现形式，又统统把它们称为“剩余价值”，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超出工人劳动力价值以外的那部分价值。这里，各种形式的营业收入是具体，即真实的具体；而“剩余价值”是一种抽象，是各种营业收入的本质规定。在《资本论》第３卷中，马克思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将“剩余价值”还原为它的各种具体形式，即利润、企业主收入、利息、股息、地租等。但这种利润、企业主收入、利息、股息、地租等具体形式不再是现实中的具体，而是思维或观念形态的具体，即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对雇佣工人剥削的那种具体。这样，就能使人们透过现实生活中的那些具体的现象形态而看到它的本质规定。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无论怎样都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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