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结构巨变和主流政治现实的聚焦，“人民性”成为文坛一个活跃性的词汇。“人民性”是有着相应的知识背景与理论立场的文化范畴，但学界在新世纪文学的“人民性”这一现象的认知中有将这一概念发散和开放处理的倾向，常游离于本体意义之外。这模糊了“人民性”和“非人民性”问题的边界。新世纪文学的“人民性”书写是在“人民性”固有逻辑的延长线上的，它有着稳固的价值目标和精神立场，是历史经验的延续，也是时代处境的现实。“人民性”在沉寂多年之后，在新世纪再次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和文学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人民性；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人民性”近年来已经成为社会文化与文学场域的一个关键词。在新世纪文艺的“人民性”问题讨论中，出现了在现实语境中将之泛化和在历史语境中将之窄化的倾向，这都背离了“人民性”的本义和新世纪文学的客观实际。新世纪文学的“人民性”话题不是“人民性”话语的借用和调用，而是根植于时代情境之中的思想文化与文学反应。新世纪以来，“人民性”不仅被诸多作家关切和讨论，而且成为文学写作的一个显著的价值立场。
一、文学的“人民性”问题及其边界
一个世纪以来，有关“人民性”的阐释学链条清晰明确，别林斯基、列宁、卢卡奇、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皆有论述。总体而言，历史上有关“人民性”的各种经典认识，既有联系，又有不同，语义在流变过程中会有调整和改变。这也使“人民性”这个范畴被人熟知，经常提及，却又不易准确定义。不过它也并非是一个头绪多端的概念，我们可以在有关“人民性”的语义应用和文化实践中，大致勾勒出其基本内涵。“人民性”是在“左翼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合法性逻辑及相关讨论中建构起来的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化范畴。“人民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民”的本体性和主体性的充分实现。“人民性”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基础的最广大人群的利益本位和有效诉求，是“人民”称心如意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学的“人民性”就是对上述价值意识与精神立场的主题关注与审美表现。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提速，中国文学出现了以城乡叙事的切换、生态文学的跃动、底层叙事的兴起等为标志的格局调整。这不仅是文学自身的动向，更是作为密切关注时代的文学在现实面前的必然选择。当某部分人群的生存困境成为主流政治关注的中心，同时又与很多作家创作焦点不谋而合之后，“人民性”这一话题在沉寂多年后再次活跃，并成为主流话语的中心，变成了文学研究的热词。在有关新世纪文学“人民性”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把“人民性”经验化和个人化的倾向。
一类是扩大“人民性”的边界，将之泛化。这种倾向多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实践与文学价值中的自由平等、公平精神、人道主义和人性价值等都纳入“人民性”范畴，试图将“文学是人学”的文学本体性认识论混同于文学的“人民性”命题。即将一切关注“人”的生存，对人的生存困境进行积极关照和建设性思索的文学实践都纳入到“人民性”问题的讨论中。这种实用主义做法固然强化了“人民性”对诸多文学现象的阐释力，适应大多数新世纪文学和阐释学范式的需要，但却放大了“人民性”的内涵和外延，使之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无所不包的框子，从而把基于政治观念和历史整体观的“人民性”与作为超越政治的抽象的“人”的概念界限混淆。
另一类是将“人民性”作为纯粹的历史概念，即其是特殊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文化观念与文学伦理，其产生并发生影响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中，且其意义和生命也是由时空体赋予的。与之共生的时空体不存在之后，这一范畴也就失去了土壤根基并走向枯竭。虽然，新世纪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出现了“人民性”话题，但是新世纪之“人民性”已非往日之“人民性”，其只不过是现实主流话语的投射或是历史残留的倒影，是文学汲取想象资源，特别是获得那种悲悯和感伤素质的必要机制，是作品营造某种阅读期待的美学素质挪借来的衍生物，而不作为一种在现实之中能够兑现的文化精神和文学立场。有学者借用“后”的命名方式，将新世纪的“人民性”定义为“后人民性”话语。
上述两种倾向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人民性”的价值支点和文化视野，将自然存在的“人民性”不自然化。不是将“人民性”强加新意，在实用主义的逻辑下处理为一个包罗万象的阐释性范畴，各采所需，就是抽空其语义的智能活力，将之封闭在历史时空中，变成了一个僵死的空洞能指。他们不是以“人民性”阐释具有“人民性”特征的新世纪文学，而是用“人民性”来适应诸多与“人民性”无关的文学阐释的需要，其本质是把“人民性”和“人民性”之外的存在相模糊，从而取消其文化正当性。
笔者认为，“人民性”不是见仁见智的解释性命题。它不是开放性和发散性的，而是有明确的理论背景、思想流脉和知识谱系的概念，有着相应的思想史观念与政治学逻辑，以及知识性、阶层性和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是有稳固的价值目标和精神立场的。
首先，“人民性”强调“人民”的价值本位。“人民”具有整体性和理念性，是作为社会最广大人群的一种表述，“人民”指称和涵括的内容应是群体的和广阔的。“人民性”的文学就是关注这类人普遍生存状态和生存困境，并对他们表现出充分的亲近同情，给他们希望自尊的现实主义文学。他们的生存面貌与生存困境是现实困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的“人民性”既与“人民性”的历史表述同形，又与“人民性”的历史实践同构。“人民性”指称的永远不是少数人或个体的，不是偶然性、偏僻的，不是角落的或片段的，不是无意识，也不是某种个别感和特殊感，或是另类的生活，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性的大多数人群的普遍遭际。
其次，“人民”是定义“人民性”的核心。“人民”既是社会大众的主体，又是社会主义政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力量，他们具有进取性和创造性的活力，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以广大劳动者阶层为代表。在相对较低的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发展层次上，主要以乡村农民和城市工人为主，但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和科技的发展，社会劳动者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市民阶层也加入其中。所以，“人民性”的文学应是有着关注奋斗在各个领域的广大劳动者价值处境的“为人民”和“为人生”的文学。
再次，“人民性”不是一个自明的范畴，而是要在参照、衡量和比较中才能够识别、定义，常在“非人民性”的对比中显明和澄清。如果说“人民性”是使人民称心如意的各类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的话，“非人民性”则构成了“人民性”的对立面，是背离乃至压迫人民的异己存在和破坏性力量。这种力量既可以是权力压迫，也可以是某种经济上的剥削，同时也可能是与“人民性”的道德情感背离的文化权力或伦理信仰。它与“人民性”的心理品质和社会属性背道而驰，不可调和。总而言之，文学的“人民性”书写往往是在以人民的有效诉求为敌的“非人民性”的限制剥夺或贬低否定的紧张关系中彰显自身的价值与意义的。
最后，文学的“人民性”立场不仅强调人民价值本位的思想立场，还强调表现和适合人民的愿望、情感和意志的艺术立场，呼唤与“人民性”相呼应的文艺象征体系和意义表达方式。“人民性”的艺术审美要真实朴素，要在艺术上契合广大人民大众诉求喜好，应该有人民大众熟悉的平实通俗的语言，应该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和民间化的艺术形式。虽然文学的“人民性”必然会与大众文化的思路相交叉，但又不认同大众文化的所有立场，而是祛除了其迎合低俗和庸俗审美本能的消极文化部分和商业化维度，以一种宽厚仁爱和积极乐观的严肃艺术方式审视人民，关注和探索人民对文学艺术的各种健康需求。由此，“人民性”文学的大众立场，也决定了其与现代主义与先锋主义等精英立场文艺的先天不同。
“人民性”拥有试图解决人民所遭遇的所有问题的态度。今天重提文艺的“人民性”问题，无论是初衷，还是实际，都来自与“人民性”相关的时代神经和文学脉搏。“人民性”是有着历史传承的稳定观念，并在新世纪文学中获得回应得以延续的概念。新世纪文学的“人民性”不是人为设计或普泛的，而是具体的、自主的和自足的。“人民性”的标准来自于“人民性”本身，它是属于“人民性”的新世纪文学问题。它不是以“人民性”认识和解释新世纪文学多元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立场，而只能在“人民性”的本体上去认识新世纪文学“人民性”的专属问题。
二、新世纪创作主体的“人民性”认知
文学的“人民性”书写源于创作主体的“人民性”意识，这种“人民性”意识来自于对新世纪中国社会广阔现实的切身感受和普遍认知，来自于对80年代以来的那种纯文学和个体化文学观念的警惕和反思，以及与之不同的历史经验与文学传统的某种回归。
“人民性”是产生于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的政治历史理念。在观念上，它根植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伦理和历史主义认识论，以复杂的社会变动与宏大历史演进为视野。只有在这种社会结构实存和相应认识中，“人民性”才会凸显，受到重视，并成为问题。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在不均衡的高速发展后滑进了断裂的社会构造中，这个既进步又分裂的时代已经被中国作家准确捕捉：“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断裂’———各个层面上的断裂问题，譬如城乡断裂、阶层断裂、区域断裂。”这种断裂形成了社会的差序结构，该结构系统完整、边界清晰，也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结构中人群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审美喜好。“这一切断裂，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或制度性的存在，当然也不仅仅是一种话语性的存在，而是渗透到我们的思想层面、精神层面、情感层面、文化层面。”社会裂变不仅带来了阶层的分立，也带来了阶层的悬殊和隔绝———“社会分裂成了若干个阶层，其中的上层或者富人阶层，他们同社会下层或底层，也就是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群，彼此间对生命的体验毫无关联，甚至是绝缘的。”无论依持何种标准，对中国社会人群作出泾渭分明的“人民”和“非人民”的划分都是勉为其难的。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作为社会大多数人构成的阶层显然是“人民”的核心和主体部分。在社会财富和社会阶层的大断裂和大重构中，当社会阶层被分为居于上游的“百分之一”和位于下游的“百分之九十九”之后，后者显然构成一个价值共同体，他们的价值实现自然就成为“人民性”的主要诉求。他们与前者由分裂走向和谐，由对立走向齐一，就成为“人民性”文学关注的重心。
“人民性”的文化力量不来自话题预设，也不是抽象化的和概念化的，而在于其与社会普遍矛盾存在的契合度和适应度。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四十年，也是社会阶层在后“计划经济”和后“平均主义”时代迅速分化的四十年。公平欠缺、贫富分立越来越成为广大国人特别是大多数普通工薪阶层最为主要的心理经验之一。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这种分化在“新世纪”之后加剧了，但“新世纪”以来，无论是大众、作家，还是官方，都更加关注阶层分化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王十月就以休戚相关的切身经验慨叹：“收容，成为我们那一代打工者无法回避的命题，也是无法忘却的噩梦。而这背后，是复杂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这就是中国，我的富豪同学的命运，我的叔叔和父亲的命运，无数打工者带着苍老回家的命运。这是中国制造背后复杂而纠结的关系。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改变。”在很多人看来，贫富分化和阶层分立的历史结果和基本格局已经形成，造就这个格局的社会机制导致的阶层固化和阶层流动乏力的现实难以撼动，甚至变得天经地义。
“人民性”的诉求不仅体现在物质要求和社会层面上，更体现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精神文化层面的人民性问题，在于社会主流的文化是否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否把他们作为最主要的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对象，这是探讨人民是否获得文化力量和领导权的主要标志。李云雷认为，大众的“被剥夺感与不满足感，不仅来自于社会分配，也来自于文化上的歧视。可以说，在历史上，任何社会都不会有绝对的公平分配，但是在有的社会中，一个人可以在经济上处于底层，但在政治、文化或其他领域处于较高的层次；或者处于底层的人群，并不受到文化上的歧视，而被视为社会与历史的‘主人’，也不会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人民”文化权力的不充分和不健全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作家和文学创作“人民”意识的弱化乃至缺席。新世纪以来，对作家缺乏社会承担意识和文学“人民性”价值缺位的批评时而出现———“在文学圈（不是大会上）如果有谁谈理想、承担和责任等，肯定会惹人嘲笑的，连‘人民’这个词都很少有人愿意甚至羞于提及了。在这样一种价值和行为分裂的状态之下，无论作为一个作家还是批评家，你如果要对文学给出一种判断，一种呼吁，或者进一步讲，对我们置身其中的时代给出一种判断和认知，就显得非常困难。”显然，在一些作家看来，“人民性”的文学观不单单是作家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取向问题，也是其文学创作真正能够获得时代发言权的前提，更是判定作家时代责任感和创作伦理的重要依据。
作为与文艺生产相关的观念，文学的“人民性”必然有与之相匹配的文艺主张和审美情感，并在审美立场和语言技巧中渗透“人民性”意识形态的感知方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先锋主义的实验中，历史“发展论”和时代“反映论”层面的文学观逐渐被“虚构”“想象”一类的文学观所取代，文学观念获得解放的同时，也让文学失去了对整体观与现实的信仰，而延伸至漫无边际的欲望之维与私语世界。进入新世纪以后，以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为主要构思策略的现实主义被重新重视，“非虚构”成为主流文坛极力倡导的文艺观。它们与“人民性”话题相伴而生、互为知音，并成为后者的基石。曹征路不仅在写作上延续着左翼精神，关照着贫苦大众，而且在创作理念上对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的精英主义和九十年代以来创作的大众化立场进行了反驳。在《期待现实重新主义》中，他认为，文学“可以是‘苦难’的，但最好是真实具体的精神困境，而不是绕开历史社会内容去玄思遐想，更不是逃避‘宏大叙事’和‘公共领域’，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嘀嘀咕咕。它可以是‘后现代’的，但最好有对人类前途的焦虑与瞻望，而不是对尚有人在为温饱挣扎、现代文明空气还很稀薄的现实视而不见，装出一副前卫的样子为所谓的文学史写作。”曹征路所反思的，正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坛的那种逃避公众经验和群体意识的私语倾向和私人叙事，注重精神深度的个体偏好，以及精英主义文艺观中的那种尖端陌生和纯文学本位的艺术维度，主张恢复文学的宏大叙事功能和对公共话题的发声能力。
三、新世纪文学的“人民性”主题
新世纪文学的“人民性”立场在“人民性”割裂和欠缺的现实中凸显，在对“人民性”匮乏的表露和为民请命的主题中寻求“人民”的正义。
新世纪文学的“人民性”主题多揭示社会阶层分化和悬殊的生存景观。多在某种有着明确阶层分立的社会关系与人际联系中，展现底层劳动者的巨大付出和艰险处境，以及上层阶层穷奢极富的生活与骄奢淫逸，并通过二者占有社会资源与社会地位的反差对比彰显社会不公。野莽的《年关》以旁观的知识分子视角展开了双线叙事。呈现了“年关”之前，上下两个社会阶层截然不同的生存场景。一面是千方百计讨要工资的农民工王传根的走投无路；一面是居于上流的富豪少君的生活周边。可以说，作品对劳工同情的个体情感、二元并立的结构方式、年关场景的独特设置，都承续着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的原型结构和象征程式。
新世纪文学“人民性”叙事的跃动，来自现实秩序中触目可及的“人民性”价值的匮乏，这种现实存在被媒体反复聚焦之后，必然会与大众的直感经验对接并强化已有心理印记。与“人民性”相关的现实态势由生活直观向文本秩序转化，大众传媒的推动不可小觑。一些作家也依据现实，提炼现实，直接剪裁取舍媒体报道，将之作为叙事资源和文本构件。余华的《第七天》就大量调用各类媒体报道的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件作为人物遭际的叙事原型。这种不经过复杂的艺术转换而植入媒体信息的艺术构思是小说的特色，也是其最具争论性的地方。艺术升华现实自然要经过必要的加工和转换，但如果把“非虚构”作为写作立场的话，这种构思方式无疑具有重现现实经验的某种优势。小说中，死后到处游历的魂灵追忆了悲怆的童年和失意的人生。它见到了诸多与自己一样在社会不公的惊涛骇浪中死去的灵魂。他们中间，有被压在强拆废墟中的弱势群体，有死于重大事故却被瞒报连名字也不为人知的受难者，有背负了与己无关命案而被审判枪毙的顶缸者⋯⋯诸多灵魂生前遭遇的不公在死后仍在延续，出殡的仪式、祭祀的物品、炼人炉的质地，乃至等待火化的房间和衣着标准都因贫富贵贱而迥然不同。最为讽刺的是，达官贵人李峰竟然把“人民纪念碑”移到了墓前变成了自己的墓碑，并将文字涂改成了“李峰同志永垂不朽”。当纪念碑上的“李峰”置换了“人民”之后，达官贵人不但占据了“人民”的位置，而且享受了本该“人民”才配享有的荣耀地位，这是一种僭越。
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弥合贫富差距，消除社会等级，使人民大众在平等、公平的社会秩序中实现自我价值与人生目标，是“人民性”的题中之意。社会不公在表层上是阶层地位的不平等和占有资源的不平衡，深层上则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机制的结构性缺失引发的先天不足，刘庆邦的《到城里去》关注的就是这一主题。整个作品可以看作是农村妇女宋家银的创业史和奋斗史。“宋家银”这个精明透顶、从不吃亏的农村妇女一生的目标就有两个：一个是让丈夫成为“正式工人”，另一个是让一家成为“城里人”。可以说她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甚至放弃尊严，几十年如一日，但最终换来的不过是下岗在城市拾荒的丈夫因盗窃入狱的消息。即便如此，在探望丈夫过程中领略了大城市繁华的她不仅没有放弃理想，而且规划下一代通过升学和婚姻继续奋斗进城。宋家银聪明热情，但也有缺少人情味和过于算计的人性弱点。她追求的目标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实现起来却漫漫无期，有生之年也未必能够如愿。应该说，她的理想和命运不仅属于她个人，更属于千千万万和她一样的中国农民。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谋求的是一个体制内的身份，一个铁饭碗和同工同酬的待遇；在市场经济时代，他们又向往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进步的福利和便捷。但这一切在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现实中显然成为了难题。
在乡村人向往城市的奋斗史线索上，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哀》可以看作是刘庆邦的《到城里去》的续篇，涂自强可视作宋家银下一代升学入城的后代命运的延续。涂自强这个村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从考上大学的那天起，就立志不走乡下的老路，走城市的新路，并对这条从未踏足的路上可能遇到的艰辛困苦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同的脚／走的是不同的人生／从此我们便是／各自路上的行者。”怀揣这种英雄主义的乐观精神，涂自强离开了乡村，走向了城市，踏上了征程。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他始终没有忘记初心，但是最终还是倒在了个人奋斗的路上。倒下去的那一刻，人们都意识到了，“他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涂自强的个人悲哀》不仅呈现了涂自强人生命运的轨迹，而且还试图探讨造成这种个人悲哀的命运根源。在涂自强奋斗史的关节点上，他遇到了诸多善良人的帮助，既有离家前的乡亲们和求学路上的陌生人，也有学校里的师友和公司里的朋友。这种人物成长过程中纯善的人际环境毫无疑问是理想化和简单化的，也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涂自强生命的火焰在众人拾柴中却熄灭了。作品所有的叙事都在试图表明，具有决定论性质的社会结构已经极大削弱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社会不再为涂自强这样的人提供更多的成长空间和上升渠道，这个悲哀不仅属于他个人，更属于涂自强所在的那个群体。
四、新世纪文学的“人民性”批判
新世纪文学的“人民性”立场，既体现在发掘最广大人民在两极社会结构中的社会主体存在和主人翁地位的价值缺失或可望而不可即，同时又致力于对某些异质于“人民”的压迫性力量的发现批评和无情鞭挞。
新世纪文学的“人民性”话语是主流观念的组成部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主旋律精神是文学“人民性”的必然选题之一。这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大潮中涌现的反腐题材文学创作中有所表现，以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力。“人民的名义”表征着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伟力，这一称呼显然对人民心存敬畏，高倡人民是一切意义和价值的根源。小说中，人民集中的代表就是大风厂的工人职工，人民利益的集中诉求就是大风厂的产权归属。而作为人民利益的无视者和掠夺者，就是要逼大风厂破产，将之据为己有的贪腐集团。作品试图说明，官民对立的本质是人民与腐败分子的对立，而党和国家则是人民的坚强后盾，铲除腐败是党的强大意图和拯救力量，以及支配性和先进性的集中体现，陈岩石、沙瑞金、李达康正是这种力量的化身。与其说这些官员有着道德智力上的双重优点，不如说他们象征了意识形态的闪光品质和优良作风。陈岩石代表了党的优良传统和高尚情操，沙瑞金代表了意识形态的坚定正确和高超智慧，李达康是改革时代的创业者与实干家。他们掌控着大局，传承着传统，深得民望，是腐败分子的天敌。当然，作品对腐败分子的人格养成也给予了特别关照。赵德汉贫穷的童年造就了他对金钱的极度渴望。老书记赵立春在权力金字塔尖上缺乏自我约束，与家人一同走向腐败。高育良是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缺少必要的党性修养，脆弱而虚伪。祁同伟则在人格创伤后走向堕落。应该说，他们的腐败是由外在和内在的共同因素促成的。但无论如何，作者都没有给他们任何谅宥的机会，因为他们挑战了人民的权威。
新世纪文学的“人民性”批判还体现在社会阶层地位的差序对比中。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时代的变迁使他们由光荣的劳动者沦为社会边缘的劳动力，行业与职业地位的巨大落差令他们有了今非昔比之感。70后作家鬼金的创作就经常关照东北经济和工业的落没，以及工人的大面积下岗走向社会底层的现实处境，并借助人物的精神感官或环境描写，回述东北工业往昔的发达和产业工人的伟大地位。他的代表作《追随天梯的旅程》以类似自然主义的笔法描写了钢铁厂以朱河为核心的老、中、青三代工人相似的工作状态与精神处境。作者称他们为纸片人，瘦弱的纸片人是精神贫弱的象征。他们不仅工薪低廉，而且为了维系生存委曲求全，长期从事着低素质、重复性的繁复危险劳动，因没有知识文凭而晋升无门。工人不仅在这种半体力性质的和于精神生活无益的劳动中消耗着自己的青春，而且随时面临着机械操作可能带来的人身危险。同时，还要忍受工厂制度各种合乎常理和不合乎常理的规训、束缚，以及来自于管理者消极的人际关系和习以为常的压迫。他们不再是工业的创造者和工厂的主人，而沦为巨大工业生产机器上的齿轮和工厂厂主赚取利益的廉价劳动力。献完青春献子孙的他们没有历史的收获和职业的自豪感，往日恢宏的生产场面和主人翁地位只存在于对历史的追忆和回想中。即便如此，他们仍对单位一往情深，与其说是对工厂的感情和对工人身份的不舍，不如说是只有在对青春的肯定和生命的铭记中，才能感到历史记忆赋予的久违的工人阶级自豪的特殊情感。
新世纪文学的“人民性”价值，还体现在对人民大众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立场对立面的批判上，这种批判很多时候以生活方式批判为主，但有时也会上升到文化气质与审美贵族化批判的高度上。邱华栋的《4分33秒》就以由富豪与文人构成的上层社会艺术生活的奢华比衬底层大众的受难，从而凸显前者所持文化的骄奢淫逸，以及对大众被践踏、侮辱和毁灭的视而不见与麻木不醒。小说在两个叙事维度中展开，一边是城市精英与财富新贵在富丽堂皇的艺术殿堂中举行的以发明了“特调钢琴”的约翰·凯奇的音乐为主题的豪华音乐会。这个空间的人们非富即贵，他们不时往返于各大洲之间，感受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他们中的很多人已不再关注富贵本身，而是上升到艺术审美的贵族化追求和享受上，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财富的基础上的。音乐会上，与艺术相关的，包括小说、诗、散文，抽象主义、解构主义等等都成为他们交流和冥想的话题。而另一边则是进城寻亲的强子的遭遇。对于仅有10块钱的强子而言，前一个空间中的富丽堂皇和高雅华贵是他不曾经验过，也无法想象的。城市中寻亲的他发现了，“很多人都欺负你，村长、他的儿子、包工头、地霸、工厂主、列车员、保安，都在欺负你，你一直忍气吞声，最终，你弄得连口袋里的最后10块钱都不见了，你的自尊心没有了”的时候，终于精神失控，与人激烈冲突而被误会成抢劫，结果被处理现场的警察击毙。子弹射入他脑中的一刻，正是那场豪华音乐会演奏结束，雷鸣般的掌声响起的时刻。与其说作者并置了两个空间和场景，倒不如说是约翰·凯奇的《4分33秒》为主题的音乐构成了强子生命最后时刻对往事追忆的背景。这个背景是华丽的，也是不协调的。正是这种不协调造就了作品的反讽性。这种反讽意味在文本最后引介的约翰·凯奇讲述的“梭罗放火”的故事中获得了确认和强化。自恋的梭罗有意地“放火烧掉了一百多英亩的林地”，为的是体味自然的伟大和火焰的伟力，隔岸观火的他“倾听火在呼啸和爆裂时制造出的音乐”，让自己寻到难觅已久的生命快感和艺术灵感，而那些在火灾中遭难的人们的处境和伤害在他看来却是无关紧要，或者压根就没有进入到他意识当中的。
如果说，邱华栋的《4分33秒》表现的是上层精英生活和高雅文化与大众生活的隔膜以及这种文化传递出来的阶层的冷漠性的话，那么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则代表了城市现代生活对底层的排斥与拒绝。作品渲染了居住在城市高档小区“湖滨雅园5栋801”的女主人生活的富足、悠闲和自得。她有着海外做生意的老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连打电话都像外国电影中的女主人公拖着电话线走来走去。而每天给她送水的小工则居住在“一条拥挤、嘈杂的肮脏小街”“油腻的地面上处处污水横流”。由于送水，两个不同阶层和不同世界中的人相遇了。在给彼此带来震惊体验的同时，更多的是无法避免的文化冲突。女人下意识和本能地嫌弃和鄙夷小工，小工则被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气质所吸引，这种吸引力的核心不在物质上，而在优雅和体面的文化气息上。于是小工不断地修饰外表和改变着装，希望能够摆脱粗俗和土气，接近和靠拢他所向往的文化，不过这种迎合带来了种种不合时宜和不自然。在女人不可理喻和更加嫌恶中，两个人的关系走向了恶化。小工最终因被误会为抢劫的企图而被捕。在他被警察带走的瞬间，女人零星地意识到了男孩的辛苦和不易，产生了一丝怜悯，但怜悯中却缺少真正的理解和认同。“谁能让我害羞”既是城市底层面对中产阶级的那种世派、现代的自愧不如，也是城市中产阶级面对底层艰辛的某种羞愧。作品还穿插叙述了女子20年前住在筒子楼的生活到今天城市精英生活的质量和观念的变迁，这既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福利，而同样时间维度中的小工的生活却一成不变。作品在主体叙事层面上关注的是社会底层对他们所缺失的现代文化生活的向往，但背后却是社会发展成果的差序结构和不平等的分配关系。
中国新世纪的文学创作是多维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尺度是多元共生的，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人民性”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或隐或显的价值参照和无法忽视的主题存在。新世纪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与当下复杂的社会时代背景紧密结合，既在“人民性”的观念立场之内，又是历史上“人民性”经验的回归与同题反复。“人民性”的历久弥新，昭示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政治理念与大众生活的主流现实再次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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