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月5月，《图书馆建设》的前身《黑龙江图书馆》被省文化局正式批准定名刊行，成为我国图书馆界创办较早的专业期刊之一。那时我是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大二的学生，两年后我来到了省图书馆，1981年走进了编辑部。开启了第一阶段与刊物的同行。
当年的《黑龙江图书馆》季刊，黄军装红领章，素面朝天。刊名题字为集鲁迅手体的组合队。内文以领导讲话、会议材料为主，依级别高低排序，首尾相接，鱼贯而行，48页一气呵成。
初到编辑部，主编为馆长杨和生兼任，时而过来坐坐聊聊，审稿编辑的任务是由副主编李修宇完成的。我的主要任务是校对和编务。面对简易的装帧，我主动提出可否改换一下面貌。修字说：“你年轻，还有点儿审美眼光，看着调整调整吧。”于是我找到当时图书馆的美工闰文才设计封面，又到省政府铅印室与排版的工人师傅商量改进排版事宜，师傅那里存留了一些题头尾花，我就选择穿插使用在我们的刊物中。于是刊物就有了脱离文件汇编却又极其稚嫩的新模样。
从1981年到1985年，我在编辑部的几年中，前后换了几任副主编，李修宇、王科正、赵世良。
赵世良北京人，个性突出，思维敏捷，能言善辩，犀利幽默，高兴时能逗得大家开怀大笑，生气时也能怼得你哑口无言。他北大毕业，又赴苏留学，是五六十年代少数业内专家之一，上任不长时间就把“副”字去掉了，也是刊物唯一的专职主编。他审稿效率极高，跟我透露说，“把稿件竖着对折，只看前半行就知该文是否能用。”看了前言，便知后语，其思维联想能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他在任期间刊物的变化比较大，首先是扩容，从48页扩展到78页。增加了新内容，开辟了新栏目，突出了学术性，省外专家的文章频频露脸。部分稿件编审外委，校对工作也找专业人员承担。同时注重表现形式，刊物封面每年都有变化，曾经邀请省内著名画家孟烈为刊物设计了一次封面。此间我的版式设计也有了正式的排版用纸，画版式是每次付排之前的重要环节，标题如何开，文章如何接转，字数、页码的控制，都需要在此解决。
排版印刷地点几经辗转，从工会铅印室更换到报社印刷厂，我骑车的距离也从南岗延伸到道里，其间还要上下两个大坡。千字排版的工作量十分繁重，要求编辑每期内容“齐、清、定”后，方能下稿付排。即便如此，捡字工的丢字落段现象，排版过程的改动窜版问题仍时有发生，使得排版工作十分艰巨。为了避免窜动中再出错误，付排后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印刷厂的排版车间度过的。“削足适履”这个成语用在此时最恰当，为了帮助工人减轻工作量，许多文章的调整和删减是我在现场决定的。
自从1839年香港首份华文报章《遐迩贯珍》开始活字印刷起，中国的铅字印刷大约走过了150年的历史。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王选发明的激光照排印刷技术，引发了中国印刷行业的一场“光与电”的革命，结束了中国百多年来的“铅与火”排版业。此时我已调离编辑部，没能看到废了武功的排版工人最后离开岗位时的情景，科技在解放劳动力的同时，也让这一族人失去了饭碗。
赵世良在任时的重大调整，要属编辑部独立设置、刊物改为双月刊并交邮局发行这一系列重大改革了。这一变更，一改以往自办发行时，辅导部全员打包打卷的手工作坊式的忙乱局面。不过现在回想当年辅导部突击发行的会战场面，还是非常温馨感人的。当时编辑部隶属于辅导部，部门的工作互有交叉，许多工作都是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进行的，强调彼此问的协作配合，大家的关系也十分融洽。
1985年，我因工作需要调离编辑部，结束了与刊物的第一段行程。
时隔8年，1993年，我又应召回到了编辑部。时任副主编夏国栋主持工作，刊物有了长足的发展。更名为《图书馆建设》，跳出了地域窠臼，开辟栏且，放眼全国，一举跻身图书馆学核心期刊之列。刊名题字是时任馆长兼主编王盛茂回母校北师大参加校庆时，向书法大家启功先生叩请的两幅墨宝之一。启先生外柔内刚、清隽儒雅的字体用于刊首，端庄而显赫，昔日的拼贴组合走进了历史。另一幅墨宝是馆名，12年后被凿刻于巨石之上，置于省馆新址门前
回到编辑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参加《中国图书馆建筑集锦》的前期筹备和编辑工作。这一课题立项是夏国栋提出的，得到了国家文化部、省文管会、省图书馆领导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全国各级公共、科研、院校图书馆界同仁的积极响应。经过报名、登记、遴选，最终敲定264所图书馆入选。
90年代初，尚处于数字化孕育中的洪荒年代，编辑的工具基本是红笔、剪刀加浆糊，稿件涂改得无法辨识了，就剪贴、誊抄。编辑这部大型图册，虽以照片为主，但文字工作也少不了这些传统做法。我负责本书建筑图的编绘工作，这是一项跨学科、跨领域的工作，之前没有先例。入编中有四分之一左右的馆提供了图纸，但无质量可言，很多就是蓝图，一些复印件不是深了就是浅了，或是变形了，没有几张可以直接使用的。于是我只得重新绘制，仗着自己学过建筑制图，又有绘图工具，总算如期完成了90多张平面图、立面图的绘制任务。
编此书的一项副业就是刊物的封面有了着落。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地图书馆界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新馆建设如雨后春笋。将《建筑集锦》征集来的各馆图片每期一登，十分新颖。刊物顺势开辟了馆员绘画摄影栏目，一时间，刊物有了几分文艺色彩。只可惜那个年代有相机、能挥毫的馆员十分有限，稿源不足，难以为继，栏目没能走远。与如今人人拍，随手拍相比，虽只间隔十几二十年，却恍如隔世，数字化带给世界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1998年末，夏国栋高就副馆长，编辑部交由我负责。此时正处于跨世纪的当口，计算机逐渐普及使用，出现了用软盘传递的电子稿件，于是手写稿、打印稿、电子稿并行，稿件管理分开进行。编辑部增设了计算机，学会使用计算机成为这一阶段的首要任务。
这期间，我为《建设》设计了刊标，并重新设计了封面。按学术期刊的要求，本刊的编排也朝着更加专业、更加正规的方向发展。每篇学术论文增加了“摘要”“关键词”“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的标注，更加强调“参考文献”的提供与标注。
2001年，新世纪的第一期，《建设》再换新颜，以端庄大气的大16开本面世，内页增至112页，扩大了栏目设置，增加了发文数量。2000年11月，武汉大学召开“首届中美数字时代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国际研讨会”，一大批国内外图书馆学专家聚集于此，我闻讯报名参会，并对会议进行了全程采访，形成“会议采风”“大会发言摘要”“小组讨论和自由发言摘要…‘人物访谈”“大会发言选登”等一组稿件，在新世纪的首刊用30个版面刊发，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和彰显了本刊的学术性。一些重要发言和人物采访是根据现场录音回来整理的。这也是本刊首次采用数码相机和数字录音设备进行的会议采访。
这一年，我被提升为馆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编辑部的接力棒传到了毕红秋手中，我结束了第二阶段与《建设》8年的同行。
两进两出，相伴十多年，《图书馆建设》编辑部是我在省图书馆工作时间最长的部门，也是我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笔财富。它锤炼了我的文笔，拓展了我的思维，提升了我的素质，强化了我的能力，让我受益终生。
在庆祝建刊四十周年之际，回望与之同行的这段路程，倏然发现消失了几个身影，他们是：赵世良、李修字、杨和生、王盛茂。他们每个人无论专职还是兼职，都为刊物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如今，《建设》在新生力量的合力打造下，已是图书馆界的知名品牌，学术地位不断攀升，集聚了四海八荒的诸神上仙，令我这个曾经的同道为之兴奋与鼓舞。回望步履清晰，展望路途漫长，祝今日之《建设》再上层楼，续写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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