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经济法蕴含国际社会关于跨国经贸往来的规范共识和互动话语，它为国际经济活动提供了规范指引、评价和救济手段。同时，国际经济法也是推进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的现实载体。对中国而言，国际经济法“体用兼具”，它既是崇尚法治和构建秩序的事业，也是经国之器和兴国之具。本文拟从历史视角考察国际经济法之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性和现实作词，探讨中国妥善发展和运用国际经济法的路径，分析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变革中掌握主动权与话语权的路径与方式，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同时更好地推进法治中国的进程。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全球治理，法治
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存在一个前提性设问，即国际经济法何以重要?作为规范体系，国际经济法蕴含国际社会关于跨国经贸往来的规范共识和互动话语，它为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交往提供了规范指引、评价和救济手段，同时，它也是推进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的现实载体。本文认为，对中国而言，国际经济法“体用兼具”，它既是崇尚法治和构建秩序的事业，也是经国之器和兴国之具。本文拟从历史视角考察国际经济法之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性和现实作用，探讨中国妥善发展和运用国际经济法的路径，分析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变革中掌握主动权与话语权的路径与方式。
一、国际经济法重要性的逻辑构成
国际关系现实表明，国家间交往总是沿循基本的原则和规则体系进行。有学者曾言，“几乎所有国家，在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遵守着几乎所有的国际法原则和几乎所有的义务”，一方面，该表述反映了其对国际关系运行常态的规范透视；另一方面，国际交往对规范体系的天然依赖和遵从倾向尽显无疑。同样，一般而言，国家间的经贸交往也在规范体系的“牵引力”之下展开。那么，国际经济法所具有的规范牵引力缘何获致其重要性呢?总体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法体系的构建既反映着实力的演变，也回应着公平、自由等价值层面的普遍需求，又在现实中保证着发展、福利和繁荣的实现，从价值到现实、由“体”至“用”的要素构成了国际经济法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重要性。
首先，国际经济法所包含的规范共识传递着国际社会关于经济交往的基本价值。国际法规则在一定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形成，它们传递着国际社会有关国际交往的政治和规范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全球治理变革得以展开，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与合理化进程得以推进。共享的价值是国际社会发达性的体现，它以世界联系的客观性与紧密趋势为前提，是构筑具备确定性之行为规范和机制的基础。国际经济法具备秩序、公正、效率、自由等法的一般价值，对于国际经济交往来讲，秩序价值尤为重要。多元主体长期博弈逐步形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与此同时，也逐步形成了国际经济法律规范。国际经济法致力于构建国际交往有序展开的规范架构，通过资源的最佳配置，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实质提高。
其次，国际经济法具有反映、协调和促进国家间共同利益的规范功能。国际法的运用与国家利益匹配。一方面，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利益的相互依赖加深，秉持法治的思维路径，国际经济法确认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上赋予和保障他们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行动能力；国际经济法通过法律规范减少障碍设置，使跨国经济交往便利化，提高交易的效率和收益；国际经济法制定合理的争端解决机制，保持国际经济交往的持续性。另一方面，国际经济法规范国家调整跨国经济交往的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同时，对调节权力和措施进行保障，使合法的调节措施得以有效实施，进而维护和促进国际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能够协调、稳定和不断发展。
最后，国际经济法的规范作用保障着国际经贸交往的正常状态。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服务、规范、惩罚、示范以及惯行的作用。作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国际经济法也在国际经济领域发挥着这些规范作用。具体而言，国际经济法能够有效减少交易成本，妥善分配权利与责任，通过惩罚手段阻遏国家违法，经由奖励与示范等方式促使各国培养遵守国际经济规则的习惯。藉由规范功能，国际经济法成为评判国际经贸交往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它也因此成为国家之间经贸交流的“外交语言”。
二、国际经济法重要性的政治底色和话语要素
（一）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背景
国际经济法的重要性与特定的政治环境存在紧密关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运用其在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实力，推动建立起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制度霸权”，通过掌握的国际规则整合力量和优势，并利用这些国际制度约束其他主权国家，是其特别的治理方式。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左右国际经济领域的规则制定，变革原有规则，树立新的规则，通过对其有利的国际经济法规则反作用于美国经济，促使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历史上发达经济体确立规则主导性与话语权的方式和路径值得反思和借鉴。
美国通过多元途径影响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第一，以制度统领经济秩序的构建。美国主导的非中性国际规则与国家间收益分配紧密相关。国际制度除具有“非中性”特点之外，还具有公私双重属性，一方面可以提供公共产品，吸引国家“结伴”参与国际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又能被主导国“私有化”成为追求私利目标的重要工具，乃至助力主导国建立制度霸权。第二，贯彻嵌入式自由主义。战后，美国将确保国内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全的理念内嵌入战后国际经济机制之中，从而使战后国际经济体系在具有自由主义的多边性质的同时，又内含有国家干预的成份，由此体现了共享社会目标。该价值引领下的多边主义规范建构也成为了国际社会经济治理的主要语境。第三，导向性的经济援助战略。对外经济援助是美国赢得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之一。导向性的经济援助有效地促成了同盟体系的建立和维系，而全球同盟体系是美国维系其制度性霸权的结构性支撑。随后，美国开展了大规模对外援助，成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
(二)国际经济法的话语要素
国际经济法的重要性部分体现为其能够提供国际经济交往的“话语”，以话语为基础，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进行交流、主导和引领的功能得以实现。国际经济法中“话语权”的构筑由数个基本原则构成。
第一，通过国际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多种方式的国际合作，在建立国际规则和维持国际秩序的过程中与体系之间形成了“共容利益”。通过国际合作，对体系内国家进行间接控制，鼓励尽量多的国家融人美国主导的规则网络平台，使国际经济对其产生依赖性进而通过主导国家间交往和交易的途径，从中获取霸权的经济收益。
第二，支持国际组织为主体的经济治理。美国通过对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和规则的主导，拓展其经济霸权。美国对战后国际经济制度体系的影响力，不仅仅来源于许多外在的、正式的权力，更多的基于国际组织而产生的制度权力。
第三，有选择地使用单边、区域或多边机制。在美国的对外经贸交往中，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相辅相成。通过分析制度性合作的成本与收益，美国有选择地参与多边或双边安排，亦或是采取单边措施。由此可知，美国经济战略呈现出工具性多边主义或者工具性制度主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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